哥哥不是吹牛皮(43)

四十三

　　原汁原味的潑水節實際上是一個狂歡節。白天，不論在寨子裡還是在路上，人們用大盆大盆的水相互兜頭潑去，像是在玩打水仗。到了傍晚，男女老少酒足飯飽以後，敲鑼打鼓來到田壩上，點起篝火和土制的煙花，放起高升，通宵達旦地在田壩裡跳舞。跳累了就繼續喝酒。

　　1969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年以後，政治運動才真正傳進西雙版納。傣族的緬寺都被取締了，很多大和尚不見了；傣人的農耕方式也改成學大寨、記工分。不僅要求他們種雙季稻，還要求他們施肥，但是傣族一直不接受用廁所，積人糞尿。他們的生活水準很快就下降了。以前，邊民是沒有戶口的，他們本來可以在中、緬和老撾的邊境隨便移民的，但這時，也要登記戶口，還要交公糧。他們的水果、蔬菜和糖都不准自由買賣了，只許賣給國家，國家收購了油、肉、糖和糧食等物資，一車車拉去胡志明小道援越抗美了。

　　山上的少數民族，有哈尼族愛尼人、拉祜族和布朗族，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還是刀耕火種的。刀耕火種就是將原始森林砍倒，然後燒壩。經過燒壩的土地很肥沃，不用翻地，只用一根竹竿在地上戳上一個個的小洞，再往每個洞中撒進幾粒種子，到秋天就可以收穫了，產出的稻米叫旱稻。他們也在山上放養一些雞和豬，男人在白天更多的時候是進山打獵。他們生活比較貧窮，也沒有什麼文化，有些寨子還有很多吸大煙的，因那裡靠近金三角，是鴉片煙的產地。1969年以後，境內的少數民族吸大煙的人就越來越少了。我們農場知青還曾提著燒酒去山寨，幫助他們戒煙。山上少數民族跟邊防軍的關係很好，因為邊防軍給他們很大的幫助。

　　1969年以後，大批知青來到西雙版納。有一次，我們宣傳隊去到我曾參與蓋房子的新建農場，為剛來落戶的上海知青們作慰問演出。當天下了雨，泥路濕滑，這些新來的上海知青不會走夜路，摔了跟頭，有的還滾了一身泥。很多女孩子都哭了。在西雙版納，知青們被蚊蟲叮咬以後，忍不住了就抓，天氣潮濕，腿上胳膊上抓破的地方就生瘡、潰爛、發炎，直至長瘡。一站起來腿就脹疼。我們剛來的時候，都有這種經歷。那時西雙版納還屬於瘟疫區，在瀾滄江大橋之前有個檢查站，來往車輛都要進行消毒，人也要下車走過消毒池，每個人口裡還要噴藥水。有很多知青得過瘟疫，比如我就每年都打一次擺子、拉一次痢疾，每次都發燒到40度以上。

　　好在大部分的打擺子和拉痢疾並不會死人。不過，西雙版納有種腦型瘧疾卻是很可怕的。我們五營五連有個昆明女知青叫林政莉，聰明伶俐，很能幹，是個班長。我1971年夏天回家探親之前，她還是歡蹦亂跳的。等我一個月之後回到連隊，隊裡的人告訴我她去世了，她得的就是腦型瘧疾。聽說是瘧原蟲攻進了腦子，堵塞了腦血管。她的墳墓就在我的同學淩瑜的墓旁。淩瑜得的是中毒性痢疾，也是得病以後幾天就去世了。還有一種我們以前根本沒聽過的病叫鉤端螺旋體，是一種血液的寄生蟲，是通過牛糞污染的水源傳染到人身上的。我的同學陳新增就得過鉤端螺旋體，發燒40度不退，腦子都燒得有點遲鈍了，後來終於治好了。我們那兒還有一種病叫登革熱，也是會死人的。

　　原始森林的環境其實是不適合我們這些城裡人生活的，它真的是大自然各種生物的殘酷競爭的環境。我曾在雨季走進森林，裡面很黑，到處有樹藤纏繞，那樹藤一尺多寬，像大蟒蛇一樣盤來繞去，原始森林裡的確很恐怖，我只走進幾十步就走不進去了，地上的螞蟥一隻只聞到人味就都直直地立起來左搖右晃，一沾上腳，它就鑽進衣服裡，在人身上吸血。我們上工的時候，身上常有螞蟥爬上來，不知不覺它們已經吸飽了血之後滾走了，而我們身上的血還在滲著，直到衣服裡或者是鞋裡感到黏糊糊的，才發現。

　　我雖然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七年，但很少見到原始森林裡的動物。那些被抓回的穿山甲、大蟒蛇都是在市場上賣的，或是進飯鍋的，真正像電影裡那種詩情畫意的浪漫情調太少了。那時常有從北京、上海派來的醫療隊和慰問團到大猛龍來，他們饒有興趣地讓知青帶他們去看老傣族洗澡，他們的感覺和我們住在那裡生活的感覺其實是兩碼事。

　　西雙版納密林是我們生活中的大背景，神秘而荒野。各種突如其來的災難和奇怪的事情發生得太多了，所以我講的密林是與電影裡的密林根本不同的。

　　我舅舅送給我的相機是德國30年代的產品，是135單鏡反光相機。牌子是Praktiflex，鏡頭焦距50cm，光圈2.9。這部相機在西雙版納七年很難有機會用，一是因為難有地方沖膠捲，二是因為工作很累，衣服幾乎都有補丁，整天破衣爛衫的，顯得很醜，那時候咱還不懂「西方的醜學」，更不懂紀實攝影的意義。我只在西雙版納拍過一些紀念照和風景照。有一次，在北京探親時碰到鄰家大哥哥吳超明，他已經退伍，身體大不如前了。他業餘時間沉迷於照相和沖彩色膠捲。他能自己配藥，沖洗保定產的彩色電影膠片。他還送給我兩筒這種膠捲。我回到西雙版納拍完以後寄給他。他沖好以後又寄給我。在這兩卷彩色膠捲裡有兩三張很好的，一張是我和宣傳隊的北京、上海、昆明的知青一起爬上大猛龍曼飛龍塔上的合影。當年我們爬上去時，周圍雜草叢生，近年那裡已成了著名的旅遊景點了。當年那卷彩色膠捲直到80年代初，我才在廣州的彩色擴印店把它曬出來了，還有顏色。雖然有些褪色，但它比當年的主流媒體上的照片要接近真實一些，給我們的生活留下了一點兒少得可憐的影像。我現在非常惋惜，我當年因為受思想觀念的束縛，沒有拍下我們更多、更真實的生活。

　　因此，我後來當攝影記者去採訪的時候，時時警醒自己：要儘量逼近真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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