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4)

三十四

　　第一個在西雙版納喪生的同學

　　淩瑜是我同年級但不同班的同學。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勞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讀完高中的。淩瑜性格內向，平時總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體很壯，工作很刻苦。印象裡，白天他總是打著赤膊揮著鋤頭，那被太陽曬成棕色的肌肉豐滿的背影不時在山間顯現。晚上，他總是在蚊帳裡就著馬燈的光看書。我總覺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慘世界》裡冉·阿讓的影子。在那場政治運動中，他和我們大多數同學一樣，沒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堅韌地勞動、工作。

　　1969年中，他報名去了一個偏遠的新建生產隊。聽說每天他總是最後一個下山，還要扛一棵幹樹送到伙房當木柴；飯涼了就用開水泡一泡吃。平時，他總是默默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從分場場部走10多裡路到他所在的連隊辦事。一進他的屋子，見他上吐下瀉，吐的都是綠色的膽汁，已經病得很重了。當時，他的同班同學王惠民正在他們生產隊當衛生員，給他吃了藥，似乎穩定了一些，我們和隊裡的老工人們都說要抬他去醫院，但他堅決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淩瑜已經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還有一個老工人一起用擔架把淩瑜抬到了五分場衛生院，醫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機把他送去小街的總場醫院。

　　兩天以後，淩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們55個北京知青幾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場場部，圍在淩瑜的遺體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個大的黑色棺材裡。女同學們圍坐在周圍，手裡不停地紮著白花。我已記不清，那一夜我們是怎麼過的，只記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場的男女老少幾乎都來了。開完追悼會，男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把淩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隊的小山上，上山時，有同學把我換下來，我回頭一看，送葬的隊伍約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時地在抹眼淚。

　　掩埋了淩瑜，舉行完儀式以後，已是中午時分。人們散去的時候，軍代表宋天明叫我們北京知青留下。他講了許多話，我只記得他說：「過去的事誰也不要再提了，誰提誰負責……」

　　時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過去的事寫出來，已沒有什麼責任好負了。

　　「瘦是瘦，有肌肉，虛是虛，有幹筋兒」

　　1969年下半年，陸續從北京、上海和昆明來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對來說像他們的方言語調一樣，比較憨厚淳樸。北京來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較多，還有小學「老六年級」（即1966年他們所上的年級）的。這些小孩特能侃，一來就跟我們吹：說他們的父母下「五七幹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鄉了，他們這些小孩便沒人管了，經常穿著一身藍色的中山裝或者是一身「軍綠」，騎著帶轉鈴的自行車，結幫打架，動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訕女孩子。就像後來姜文拍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表現的那種生活。上海知青個子比較高大，皮膚比較白淨，對生活很講究。在集體宿舍裡，他們往往可以各自用塑膠布隔出一個兩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個木的行李箱，這種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幾乎每人都有一個，約90公分寬，60公分高，他們用土坯把它墊高，再用花的塑膠布鋪上去，佈置成一個床頭櫃或梳粧檯，然後在上面弄一些小擺設，有些還灑上花露水，顯得很雅致，用現在的話說叫很「小資」。他們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顯得嬌氣一些，所以剛來的時候，他們生病的或者皮膚被蚊蟲叮咬後長瘡的比較多。在農場，各地來的人不論老工人還是知青，大家都是講各自的方言。別的方言大家都還能聽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聽不懂了，像聽外國話似的。但那時候，大部分上海知青雖然會說普通話，可即使當著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們之間還是講上海話，讓別人感到很尷尬。上海知青來了以後，生產隊裡就多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在上海女知青的門口，常常高高地掛著剛洗過的花內褲和乳罩，隨風飄蕩。

　　當大批知青來了之後，需要領導管的事太多了，領導就顧不上來批判我們了。因此我們「老北京」的處境相對好了一些。加上淩瑜積勞成疾去世之後，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們就更加同情我們了。當時造反派已經掌了權，派系鬥爭相對少了，領導對我們也就沒以前那樣凶。

　　1970年的一天，領導通知我帶上笛子到分場的業餘宣傳隊報到。原來宣傳隊裡缺少樂手，就讓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我在六隊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認為宣傳隊有很多節目是派性宣傳。但上邊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隊已經把我除名了，好在有馮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風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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