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1)

二十一

　　往事如煙，如今反思，我們當年那麼狂熱，是因為此前中國的各級當權派的權利太大了，一有政治運動，他們就奉命從群眾中按定額（一般是百分之五到十）揪出「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分子」送去勞動改造甚至投進監獄。我爸和我媽被打成「右傾」和「右派」，他們的罪狀之一就是「反對領導就是反黨」。我爸說，那領導的手下還惡狠狠地指著他的鼻子說：「要是在戰爭期間，早把你槍斃了！」而「文革」一開始，當權派都紛紛被打倒了，就好像是真有報應似的。大家像過狂歡節似的。但是，沒想到這「大民主」帶來的是大動亂和大劫難。國家也一步步地走向「崩潰的邊緣」。

　　因為我媽曾是右派，所以我申請加入紅衛兵沒被批准。後來社會上掀起「破四舊」運動的時候，我見到紅衛兵在學校裡把一些街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弄到學校裡來打，我看了很不舒服。有一次我路過21中的時候，見殯儀館的大卡車停在路口，有許多小孩蹬上車輪扒著車幫探頭往車裡看。我也扒上去看了一眼，車裡擺滿了從各中學收來的許多被打死的人的屍體。不一會兒幾個殯儀館的彪形大漢用擔架抬著幾具屍體從21中快步走出來，一路吆喝著驅趕看熱鬧的人們。他們來到車前，把後門打開，把屍體甩上車，再把後門關上，然後攀上卡車，坐在屍體堆的兩側，面無表情地揚長而去。

　　後來我們班裡也開始開會批判一些同學，那時有個口號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的好朋友王開平也被罵「狗崽子」，我很氣憤，就跟罵他的紅衛兵同學吵了起來。因為吵了架，有很多同學怕我吃虧，就幫我在學校開了證明，當晚我們就離開北京去「大串聯」了。同學姚震的爸爸是北京火車站的主要領導幹部，他帶著我、侯紅軍、劉安陽，不買票就上了火車。

　　那時我19歲，第一次坐火車離開北京出遠門。

　　我興奮地把頭探出車窗外，迎著風看那疾馳著的田野、鄉村……突然，一塊黏糊糊的小東西「啪」地一下糊在我的臉上。我用手一抹，見是黃黃的、臭臭的——是前邊窗口的小孩兒拉的屎，他媽隨手扔出窗外，風把那其中一小塊兒吹到了我的臉上。我在同學們的笑聲中去洗手間洗臉。

　　車到天津站，月臺上有許多叫賣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手推車，熱氣騰騰，香氣撲鼻。我要了兩盒，售貨員從車窗把包子遞了上來。包子是用木片盒裝著的（就是做火柴盒用的那種木片），一盒四個包子。我用剛洗過小孩兒屎的手抓起包子分給同學吃。那包子真是隔皮兒見餡兒，咬一口下去，湯汁順嘴流。等火車開了，我們把包子也吃完了，我才後悔沒有多買幾盒。要知道那時候才剛經過「三年困難時期」，這包子又不要糧票、油票、肉票。如今時隔40年，無論是1991年我去天津採訪時，在「狗不理」包子鋪買的包子，還是在廣州超市買的速凍「狗不理」包子，我再也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包子了。

　　第一次乘火車旅行雖然以「大串聯」為名，但我們也只是把同學帶來的傳單在火車上撒了撒，主要還是到處走一走、看一看。我們去了上海、南昌和武漢，每個城市只逛了兩三天，現在還有印象的是：在南京，火車在晨曦中開上渡輪過長江；上海的早晨街邊擺了許多馬桶；武漢大學的風景很美麗；信陽車站賣的燒雞真好吃……那時候，「大串聯」才剛開始，火車上並不擁擠。

　　在武漢，站在長江大橋上，可以望見數十頭大魚的脊背在滔滔的江面上沉浮，當地人告訴我們，那是「江豬」。幾十年後，我再去長江的時候，就再也見不到「江豬」的影子了，不知那江豬是否就是現在已經滅絕了的長江白鰭豚。我和劉安陽還跳進長江，學毛主席的樣子「暢遊長江」。長江的水流很急，我們只能順流從長江大橋的兩座橋墩之間遊過，然後趕快奮力遊回岸邊。稍不小心，我們就會被江水沖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第一次串聯我們去了10多天，直到把每人帶的二三十元都花光了，才回北京。

　　我背上相機，吹著笛子去「大串聯」

　　學校每年9月份都會組織去農村秋收，雖然這一年社會動盪，但還是有老師組織我們坐火車去北京南口的山上幫農民秋收。

　　南口在京郊北部八達嶺長城的腳下，是有名的古戰場。這裡的山也特別漂亮，沿著盤山的石板路走上去，在山窪裡出現了一個小山村，這山村之上還有一個山村，一上一下相隔兩裡地，村民都是一個姓的。我們住在老百姓家，先幫他們收小米、割穀子，再到山下的大田裡幫忙。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