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5)

十五

　　待她在中醫醫院把病治好一些之後，就又被派到東郊的一個農場去勞改了。和在海南島時一樣，她的工作還是喂豬——煮豬食、起豬糞、打豬草……

　　那時，因為家裡住不下，保姆就回家去了。於是我們乾脆連飯都不做了，就在機關飯堂打飯吃。

　　有一天，我姥爺去世了。我們三兄弟跟著我媽去了姥爺家。只見姥爺換了壽衣直直地躺在一副門板上。我們輪流跪在地下鋪著的墊子上，給他老人家磕了三個頭。只見親戚們忙裡忙外地辦著後事，他們不時地找我媽要大主意。因為我舅舅還在蒙古，回不來，於是，孝子的角色就由我媽來擔當了。她讓我們站在親戚們身後看。辦喪事那天，我姥爺的棺材停在後永康胡同他家的院門口。隨著請來的喪葬班頭的吆喝聲，嗩呐和鑼鼓聲響起，我媽號哭著跪在地上把一個大瓦盆舉起，「啪」的一聲，摔得粉碎……

　　我家的房子很矮，我住上鋪曾被煤氣熏倒了一次。有一天早上起來，我提著飯盒去飯堂打飯，只覺得頭暈目眩，臉煞白煞白的，走路還歪歪扭扭的。我媽因為在東北時中過煤氣，還差點死了。她見我的樣子，趕快讓我在房子外面坐著，歇了好久我才慢慢好了。

　　最困難的時期來了，我們開始啃那種番薯面的窩頭，喝小球藻煮的綠色的湯。有時候，窩頭只有兩三個還捨不得吃，留半個放在兜裡，等餓了的時候再啃兩口。我媽的糧食定額才26斤，每到星期天她都會省出一些來給我們包餃子或者烙合子。但她那時脾氣不好，常斥責我們這不好那不好的，經常弄得一家人不高興。有一次，我又被罵了，便賭氣不吃，走出家門。等我在外面轉餓了，我才回來自己做著吃。可是我做的合子亂七八糟的，還得我媽強撐著病體來幫忙。我們都哭了……

　　我覺得媽媽像變了個人似的……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夢中聽到啜泣聲。睜開眼見燈還亮著，我媽坐在我床頭抹眼淚。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我睡夢中在哭。我告訴她：我放學的時候被高年級的同學打了。她告訴我，她小時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還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學回家時，同學就追在後邊罵「韃子、韃子」。她哭著回到家告訴我姥爺。我姥爺說：「別理他們，想當初咱們進關的時候，殺得他們一片一片的。」我媽接著說：「我現在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被當成了敵我矛盾。現在蔣介石又要反攻大陸。一旦打起來，我們這些敵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來。萬一戰事緊急，就會被槍斃。在延安的時候，有一個叫王實味的作家就是這樣被『秘密處決』的。」我安慰她：「現在不會的。」她接著說：「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還在海南島，你要照顧好兩個弟弟。你是長子，要擔起家長的責任。」那時我12歲，但我對王實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見到書中報導他慘死的情況。

　　王府井市場邊沖洗人民幣

　　1960年，我爸爸也從海南島回來了，家裡房子太小，我就搬進僑委大院的集體宿舍去住。後來，我們又搬家了，這回搬到僑委大院東北角的大煙囪院，有三間房。我媽的右派「摘帽」以後，她也從農場調回來了。有一天我媽帶我和弟弟到王府井的銀行去取兩年來被扣發的工資。那時人民幣最大的面額是五元的，我們取了一大袋錢。媽媽有風濕性關節炎，就買了兩瓶「馮了丁」藥酒。她把錢和藥酒全裝在一個旅行袋裡，讓我提著。我雖然已經十二三歲了，但提著這袋子還是覺得很重。我們繼續逛街，走了很久，在東安市場，我不小心，手一滑，只聽「哐啷」一聲，袋子裡的酒瓶子被摔破了，酒灑在袋子裡面。我媽急忙找水龍頭，把袋子裡的錢放在水龍頭下沖。引來很多路人圍觀，弄得很狼狽。回家以後，我媽把椅子、凳子和桌子搬到院子裡，把濕的錢一張一張攤開，在太陽底下曬。藥酒的藥性太厲害，把錢都給浸壞變成血紅色了，我們都擔心這錢怕不能再用了。後來我媽把錢拿去銀行問，銀行居然同意給我們換了。

　　我媽喜歡吃羊肉，就想辦法給我們做白水羊頭，是蒙古人的做法，很香。

　　北京的市場上，那時候才剛開始有苦瓜賣。北京人還不會吃苦瓜，買苦瓜盡挑黃的、熟的。買菜要排隊，我爸排在最後，輪到他的時候，賣剩的都是綠色的苦瓜了。廣東人吃苦瓜是吃嫩的、綠的。我爸高興地買了一大堆回來。

　　我爸在家裡養了三隻來杭雞，白羽紅冠很漂亮。有一天，我從商店裡看到有氣槍賣，便磨我爸要買氣槍，我爸果真給了我三十塊錢，我買了一把。僑委大院有很多樹，我的射擊技術不錯，每天打麻雀都能打到兩三隻，我爸便把麻雀撕了喂雞。結果，雞下的蛋特大，幾乎都是雙黃的，我們拿稱一稱，足足有二兩一個。

　　有一次，我爸帶我們哥兒仨去十三陵玩。那一天，我打了八九隻麻雀，回家後我爸用麻雀煮了一鍋湯，好吃極了。

　　我們家還養了一隻小白兔。它長大以後，有一天晚上，我爸和我媽說要把它殺了吃兔肉。他們遞給我一把錘子，看我敢不敢去殺。他們和我弟弟都在院子裡等著。我拿著錘子進屋，蹲在白兔的旁邊，看著它的紅眼睛……蹲了好一會兒，我才鼓足勇氣，舉起錘子往它的頭上砸去。白兔一點兒都沒有掙扎就死了，我的心跳得撲騰撲騰的……我媽做的紅燒兔肉很好吃。

　　我爸媽還帶我們去北京和平飯店餐廳去吃過幾次。那裡可以用高價吃到炒麵。一盤五元，油多多的，還有肉，我們好久沒有吃得這麼飽了。我媽說，這是政府為了回籠貨幣而開設的餐廳。這餐廳的門開在金魚胡同街邊，門口常有人排隊。餐廳裡的空間好像比現在的麥當勞速食店裡還擠。有一次，我們和兩個老外坐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老外，他們不僅鼻子高，胳膊上的汗毛也長得好長。

　　我的親奶奶和叔叔在新加坡知道了國內「三年自然災害」的情況，主動給我們寄來一大罐豬油和一鐵盒餅乾。那鐵盒蓋上還印著一幅裸女像。同時，他們還寄來一套最大光圈F2.8的日本PETRI牌135高級相機和小閃光燈及一口袋閃光燈泡（那年頭，萬次閃光燈還沒發明出來呢）。我爸自從1940年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以後，由於外國的封鎖，他就沒能再與海外的親人見面，只能靠書信往來。每年我們家都要去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寄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我們家也常能收到海外親人寄來的照片。1958年以前，我爸常帶全家去逛公園，並且用從公家借來的相機給我們照相。1958年以後，我們家已經好久沒有拍全家福了。自從有了自家的照相機，我們又常去逛公園了。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跟我爸學會了照相。懂得在什麼樣的光線下，調多大的光圈和速度……沒想到，我後來把照相當成了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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