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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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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二年級時候,星期六下午沒課,大家吃了飯便等著家長來接。各種外國汽車別克、卡迪拉克和軍車停在樓門口。我的爸媽卻很少跟機關要車,他們都是坐電車來,偶爾辦事經過了才順帶用車接我。我家在北京城的東北角,育才小學在北京城最南,快到永定門了,相隔整個北京城。所以,我經常等到天都快黑了,一個人在宿舍裡哭得跟淚人似的,我媽才來接我,出校門時街燈都亮了。 校門外有賣炒肝兒的車,車上有個熱氣騰騰的大鍋,車頭掛個沼氣燈。我媽買一碗炒肝或一碟煎灌腸,撒上蒜茸,吃起來真是很香。我們吃完東西,才高高興興地從天橋商場附近坐電車到東單,再轉車回家。回到家也該睡覺了。星期天的早晨,起床後,總能見到我爸買的大大的奶油蛋糕擺在我們三兄弟的面前。 到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可以跟同學結伴回家了。那時北京治安很好,星期六的下午,我們先不急著上電車回家,而是先去逛天橋。天橋熙熙攘攘地聚集著三教九流的地攤兒,有說相聲的,練把式的,摔跤的,變戲法的……說相聲的往往是搭個布棚子在裡面表演,表演一段就跟人收錢,可能是我太小聽不懂,聽半天也不覺得好笑。在我看來相聲就是耍貧嘴。摔跤的也是口水多多,講半天也沒摔一次,只紮著褡褳,雙方晃來晃去,說的比做的多。但那地方很熱鬧,有各種小吃。我們逛夠兩個小時才坐電車回家。 有一兩次,我還受邀去溫寧家做客。溫寧家在東交民巷,那裡有很多西洋式的房子和別墅。他家就在一個洋別墅裡,很漂亮。溫寧給我展示他各種西方來的洋玩具。我知道溫寧很珍惜它們,所以雖然喜歡,但還是不太敢碰。 在學校的時候,同學有時候比誰的父母官兒大,誰的爸爸是將軍,誰的爸爸是大使,誰的爸爸是部長級別的。有一天我回家問我爸多少級別,我爸筷子一放,不吃飯了,很生氣地站起來就走開了。我媽說:「小孩子別問這個,幹部子弟學校就是這點不好,小孩子不能跟別人比誰家的父母官大,坐什麼車。以後不上幹部子弟學校了,將來咱們上普通學校。讓你們看看老百姓是怎麼生活的。」 我給越南胡志明主席獻花 建國初期,每年的「十一」國慶日,天安門廣場都要舉行閱兵和群眾遊行的慶典。當群眾遊行結束的時候,隨著廣場上放飛和平鴿的鴿哨聲,我們在廣場上的成千上萬少年兒童歡呼著湧向天安門前的金水橋邊,這時就有一對男女少先隊員登上天安門城樓去給毛主席獻花。那時候,我們多麼羡慕登上天安門去的大哥哥、大姐姐呀! 我們的音樂老師叫張華,1957年在我三年級那個暑假前,她送我和幾個同年級的同學去市委大樓。那裡的叔叔阿姨挑選美少年在慶典上給領袖和來華訪問的貴賓們獻花。張老師把我們幾個同學帶到北京市委那幢大白樓。我們和其他學校的同學整齊地排好隊,幾個阿姨坐在對面,讓我們一個個站出來報自己的名字。輪到我了,我記得有一個阿姨還拿我左臉上的一顆淺淺的痣開玩笑。 暑假裡的一天,老師通知被選出來的同學集合,每人發了一套漂亮的綢衣服。換好衣服以後,就一起坐車去北京南苑機場迎接越南胡志明主席。那天天很陰,好像剛下過雨,我們坐在候機大廳裡靜靜等候。透過落地玻璃窗,見到很多穿軍禮服的將軍們和高級幹部在停機坪上列隊站著。趁著雨停,老師也讓我們到外邊排隊,每人發了一束鮮花,並交代我們每個同學給哪一個外賓獻花。我和另一個學校的女生排在最前面。等了一會,一架圖104噴氣式客機緩緩地降落到停機坪上,胡主席走下飛機,將軍領導們都走上前迎接,這時老師一聲令下,同學們一起沖上前去。 因為將軍和領導也往前走,場面有點混亂,等我擠到胡主席面前時,女同學已獻完花了。我趕快按老師教的,先敬少先隊禮,再獻花。胡主席把我抱起來親了一口,胡主席的鬍子比較長,很刺人,紮得我癢癢的。我記得胡主席把我放下來後,我又向他敬了個禮,然後撒腿就往回跑,從將軍領導們的腿下鑽出來…… 歡迎儀式結束後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們上了車,又回到大白樓。老師給我們找了很多三輪車,兩三個人坐一輛。車上有篷,三輪車工人在雨篷下掛著一個馬燈,車鏈條磨得齒輪嘎啦嘎啦響,送完一個同學再送另一個,從長安街直走到東單,再去東四,最後才到北新橋,一直到我家。在大雨中,我撥開雨篷,好奇地看著雨中的街景,看蹬三輪車師傅的穿著雨衣的背影,他那一雙粗獷的腳給我印象很深。 回到我家大概已經九十點鐘了。我媽在僑委大院的門口傳達室等我。見我給胡主席獻花回來了,她高興地撐著雨傘把我摟著回家,給我換下被雨水淋濕的衣服…… 多年以後在廣州,我在酒酣耳熱之際,對一幫同行小朋友們說:「哥哥不是吹牛皮,如果1958年我爸媽不被打成『右傾』和『右派』,我就有可能在那年的國慶日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了……」不過,前年在廣州的北京育才學校同學會的聚會上,我還真遇上了當年那位給毛主席獻花的「大哥哥」,他叫王小懷,現在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放射科軍醫,在廣州陸軍醫院工作。他告訴我,在他之後,國慶典禮就取消了由少先隊員跑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的環節。 ⒊ 北京僑委大院的日子 老房子裡藏著蛇 華僑事務委員會的機關宿舍,最早是在北新橋王大人胡同10號(當年叫報恩寺10號)。那是一個大雜院,由很多四合院組成。我家所在的四合院,南房和北房各有三間,我們住在南面三間,北面是政策研究室主任盧心遠一家。 盧伯伯是民主人士,印象中他身材很高大,盧太太卻很矮小,經常穿著一身旗袍。盧家管教子女很嚴格。他家有兩個大哥哥和一個大姐姐。盧邁,和我一樣大,經常和我一起玩。有一次,我們和其他院的小孩兒一起玩時,把放在走廊裡的一個大鐵床碰倒了,砸到了盧邁頭上,把他砸得頭破血流,哭得很厲害。 10號大院是太老了。有一次,大家在睡午覺,聽到隔壁院子傳來大人小孩的驚叫聲:「有蛇啊,有蛇啊!」大家紛紛跑出屋子。有個叔叔從屋子裡提出一條一米多長的花斑蛇來。後來蛇被大家打死了。現在想來,那老房子應該有幾百年了,才會藏著蛇。那時整個北京城都已經很破敗了。 記得有一年寒假時,我爸扛回來一個收音機,是蘇聯產的伏爾加河牌的。收音機中間有個綠色的「貓眼」,會隨著音量的大小而閃動,很有趣。我爸每天早上都打開收音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現在這個收音機已經成了老古董了,它至今還能用。 那時候,大人都警告我們別走出大院的大門,嚇唬我們說:外面街上有很多野孩子,而且還說外面有「拍花子」的,他往你頭上一拍,你就迷迷糊糊地跟他走了。我們就真的不敢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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