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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新中國第一面國旗是我爸騎車找制旗社做的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1946年末,在冰天雪地的河北壩上草原,有一隊八路軍幹部騎著馬從延安向東北行軍。我爸和我媽就在這行軍的隊伍裡。他們到承德的時候,在照相館裡「補」拍了一張結婚照。那時,我媽肚子裡已經懷上我了。這張結婚照的底片是玻璃的,後來摔成了兩半。幾年以後,我爸在北京的照相館複製了一張底片,現在仍保存完好。

  我爸和我媽是1944年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軍委辦的外語學院英文系學習時相識的。這個系是準備開赴山東抗日根據地配合美軍在青島登陸對日作戰的。1945年8月,美軍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扔下了兩顆原子彈;蘇軍勢如破竹地從蒙古和黑龍江向日本關東軍發起了進攻……日本投降了,抗日戰爭勝利了,我爸我媽所在的英文系也不用再開赴山東了。不過,它卻成全了我爸和我媽的婚姻。後來也就有了我和我的兩個弟弟。

  我媽是蒙族姥姥是滿族

  我媽在承德收到了我舅舅從北京寫來的家信。告知了自從我媽1940年(17歲)離家出走以後家中的情況。得知我姥姥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的消息,她大哭了一場。

  我媽叫吳昭(參加革命前叫:張若筠),是北京的蒙古人。我姥爺叫張慶頤,字畏天,從他上溯三代的祖爺爺可能是個蒙古王爺,住在昭烏達盟紮魯特旗。祖爺爺擅長拉弓射箭、騎馬打仗。後來隨清朝御駕親征的軍隊作戰,立下大功,被冊封在北京做大官。我外曾祖父當的什麼官我媽也說不清,反正外省進京上朝的官員都要請他抄奏摺。他的小楷寫得特好,「文革」前我家還有許多因抄錯一個字就廢棄了的黃綾奏摺。「文革」中都被我媽悄悄燒了。我姥姥是滿族人,叫韓雪琴,大清朝講究滿蒙一家嘛。辛亥革命後,旗人沒有了俸祿,姥爺家就衰敗了。在民國時,姥爺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教外國人學中文。日本佔領北京的時候,外國的使領館都撤了,我姥爺一家淪落為「城市貧民」。我媽說她自己小時候很淘氣,雖然她的功課學得很好,卻總是坐不住。後來我看到她當年上學時的相片,她居然連拍照都要爬到牆頭上去拍,當然,也有在河邊樹旁搔首弄姿的,總之,她從小就不是一個安靜的女孩。姥爺雖然不打她,但有一次實在是太生氣了,就把她提起來扔到床上。我舅舅卻總是一副很文弱的樣子,看來比較乖,因此在外面受人欺負的時候,都是我媽保護他。

  我媽小時候長得黑乎乎的,長大後卻突然變白了。那是有了自行車之後,有一次,她冒著暑氣在大太陽底下拼命地學騎車,結果中了暑,曬得渾身起了泡泡,休息幾天後,她身上臉上都脫了一層皮,結果皮膚就變得白白嫩嫩的了,而且還有了雙眼皮,漂亮了很多。

  1936年,我媽正在北京女一中上學,好動的她也參加了遊行,還參加「民先隊」,那是共產黨的週邊青年組織。我媽這麼活躍,就引起了特務的注意。共產黨地下組織為了我媽她們的安全,就幫助她們這一群希望到太行山去抗日的學生秘密地離開北京。

  那天,她們在北京一個郊區集中,由一個河北來的交通員帶隊。那人很幹練,帶著她們爬山、行軍、過封鎖線,一路瞞過敵人的耳目。當時,走了許多路,有一次從一個山坡下來,她們實在走不動,就順坡往下溜,結果把褲子都磨破了。

  到了解放區以後,她們就參加打遊擊、做群眾工作、宣傳抗戰、組織婦女支援前線,還帶領群眾跟著八路軍躲避日軍的「三光」政策。她跟我講:最危險的一次,是她傳染上瘧疾打擺子,她已經病得走不動了,跟不上大隊,就被安排在一個山洞躲起來,準備聽天由命了。那時她病得很厲害,藏在山洞裡,看到很多日本鬼子大掃蕩從洞口下面經過,幸運的是,最終她沒被鬼子發現。

  後來她又到華北大學聯合大學高中班讀書,據她後來講,她要求入黨時還費了很多周折,原來他們的支部書記因為追求不上她,就整她,說她小資產階級情調,不讓她入黨。當時她壓力非常大,但總有一股不認輸的勁,於是積極向黨組織申訴,終於在1943年8月入了黨。

  我媽長得特像現在的電影明星斯琴高娃,她的嗓子特好,還參加過延安的合唱隊。她說:如果繼續留在那裡的話,她就跟王昆一起成了歌唱家,但她不喜歡搞文藝。後來我媽進入中央軍委外國語學院于英語系學習,就跟我爸在一起了。那時,我爸是英語系黨支部書記,他的英語很好,因為他在新加坡讀中學時,大部分課程都是用英語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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