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

一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

　　「哥哥不是吹牛皮」這話本來是四川小知青擺龍門陣時的口頭禪，他們的原話是「哥哥牛皮不是吹哩」，像是唱歌一樣，「索索哆哆發索拉西——」。想必是在四川的茶館書場裡，說書人話音剛落，半拍之後，驚堂木就會響起，給整個樂句加上一個高音「哆」，和一個完美的休止符。近年來，這句話在不知不覺間也成了我的口頭禪。

　　不知不覺我今年已經62歲了，我們這一撥是最後一批「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了。人們都說人越老，對往事記得越清楚。我講的這些「過去的事情」真的不是吹牛皮。不過，在我們雲南西雙版納，「吹牛」的意思也不光是說大話，它還含有北京話「侃大山」的意思。我是搞紀實攝影的，平時就講究一個「真」字。回想當年雖如夢似幻，卻都是真實的經歷。這麼多跌宕起伏的時代際遇，這麼多像坐過山車一樣揪心的人間悲喜劇，咋就都讓咱碰上了呢。

　　小時候，大人都叫我安哥，讓我覺得特佔便宜。如今，20多歲的新聞、攝影界同行朋友也都叫我安哥，讓年逾花甲的我仍覺得年輕，心裡也很受用。不過，用廣東話說，我這就叫做：「大不透。」常有同行小朋友問我：「安哥這名字真好聽，你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呢？」我的小名就叫安哥，我的曾用名叫彭安哥。我兩個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現在，安哥成了我的筆名了，我身份證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國的花朵」給來華訪問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獻過花。本來，我還有可能被選上在國慶日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爸爸和媽媽被打成「右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島興隆華僑農場勞動改造。於是，我11歲就成了一家之長，飽嘗社會的炎涼。

　　上中學的時候，我一直到18歲上高二了還入不了共青團，理由十分充分：就是因為沒有和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母親劃清界限。於是在全國學雷鋒和學清潔工時傳祥的運動中，我利用節假日和寒暑假到東城區的清潔隊參加了五十多次掏糞勞動，每次一干就是八個小時。哥哥不是吹牛皮，北京東城區幾乎所有的胡同，我都曾背著糞桶去掏過大糞。

　　1966年8月和10月，「文革」初起的時候，我分別和兩撥同學以「大串聯」的名義遊歷了全國十來個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內蒙古、甘肅、新疆、陝西和四川的旅程中，我還隨身帶上了一支短竹笛和一架日產PETRI2.8相機。這兩個物件仿佛在冥冥中為我規劃出人生的軌跡。

　　1968年2月，我21歲時從北京跟著同學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東風農場當知青。在那裡，我和來自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與雲南的退伍兵、湖南的支邊農民以及現役的「軍管」幹部們相濡以沫地生活工作了七年。1975年，我28歲時「回城」來到了廣州。記得當年離開西雙版納時我一分鐘也不敢多待，甚至連行李都不要了，趕快找了朋友開的卡車，坐在車鬥裡裝著的木材上，一路風塵地趕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農場給的路費和行李托運費買了一張飛機票飛到了廣州。當年只惟恐形勢有變害怕走不成。奇怪的是，後來的幾十年裡，我不由自主地逢人就講西雙版納，連做夢都想到西雙版納。可以說，我有著濃厚的西雙版納情結，畢竟，我的「花樣年華」是留在了西雙版納的。

　　我回城到廣州後，先是當了四年工人，1979年我32歲入行當新聞攝影記者，終於幹上了我自己喜歡的工作。開始時我被安排到偏遠的梅縣地區鍛煉，當時的工作是採訪之後要自己沖膠捲、再寄底片回廣州發稿。一去就好幾個月不能回家，住在當地的招待所裡。招待所一間房裡可以住四到六個人，房間裡也沒有電視。晚上忙完工作，除了看書、寫稿，就是隔著蚊帳跟各行各業來出差的人聊天，說著說著就會聊到西雙版納。話匣子一打開就再也收不住了，我滔滔不絕直說到最後別人都睡著了，自己反而興奮得睡不著了。

　　80年代初，單位裡來了幾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聽說我是從西雙版納回城的知青，沈宏菲問我：「那裡的風景很漂亮吧？」我說：「遠看青山綠水，近看牛屎成堆……」於是我又開講了。等聽我講完以後，他們往往感慨地說：「經歷也是文化呀！」這樣我和這幫比我小十來歲的年輕記者們一起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視窗」下，共同見證了這大時代的千姿百態。當我1988年7月在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辦自己第一個影展時，沈宏菲幫我起的題目就叫做《中國：開放百態》。

　　1988年底，我奉調到香港《中國旅遊》畫報任記者、編輯，六年裡，走南闖北踏遍祖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在採訪和組稿中，結識了全國各地的朋友。在旅途中，大家經常海闊天空地吹牛，以增廣見聞，交流資訊。

　　1994年底，我又調回廣州工作。在此後的十多年裡，廣州的媒體是全國最早市場化的，行內的競爭日益激烈。於是，各家報紙、雜誌競相招募了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才女」。我和這些同行小朋友們在工作之餘，經常愛在酒足飯飽之後侃大山。記得美國小說《廊橋遺夢》流行的時候，小朋友們總是追問我走南闖北時的風流逸事，還誇我身材苗條、身手矯健，樣子「酷呆了」。於是我借著酒勁兒，清一清嗓子，站起身，亮個相，然後開吹：「哥哥不是吹牛皮，想當年，在西雙版納我曾經和楊麗萍同台跳過舞；演出完了之後，我們吃夜宵的時候，陳凱歌是來蹭飯的……後來，在2002年平遙攝影節，我的影展雖然只得了個銅牌獎，但是，我是第一個上臺領獎的。給我頒獎的嘉賓除了外國專家，還有鞏——俐！」

　　小時候，我本是笨嘴拙舌的漂亮男孩，到如今已是整整五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那個不太會說話的小男孩，如今卻常常在酒桌上帶著滿臉滄桑向同行小朋友吹牛皮、侃大山。過後，我自己又有些自慚，是不是「吹」過頭了，就像在西雙版納時，四川女知青「小歪」常說的話：「你的面皮像城牆倒拐啷個厚！」不過，我自認為我講的都是真話。尤其是在我18歲快入團的時候，學校團委書記聲色俱厲地對我說：「你不老實，你沒有交代你父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此後，我更加不敢說半句假話了。其實，我也不僅是吹我自己的傳奇經歷，也吹我的前半生中遇到的那麼多好人、好朋友和好師長。

　　1999年，《廣東畫報》改版為《城市畫報》，副總編沈顥邀我去做兼職圖片編輯。那時候他還不到30歲，已是中國報業知名的記者和編輯了。我們在工作之餘聊起了我正在把20年記者生涯的經歷和攝影作品編成一本書，他問我：「書名叫什麼？」，我說：「叫《中國：開放百態》。」他說：「這個名字太老土了，你應該叫《鄧小平時代》。」於是，我把我的書名定為了《生活在鄧小平時代》。因為我認為：戰爭時代是英雄的時代，而這年頭，無論城頭如何變幻，升鬥小民的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2001年，在fotoe圖片庫的老總吳少秋和區進的幫助下，我的這本圖文書由羊城晚報出版社出版了，它在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發行出售，還擺上了北京地鐵裡的書攤。

　　哥哥不是吹牛皮：時光荏苒，在這花甲之年回頭看看，我已見證了新中國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也見證了近30年來的中國民間的攝影大事兒。2003年我和胡武功、王璜生為廣東美術館策展了《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攝影展。3個月以後，北京的「中央兩會」上，黨中央把「以人為本」定為了執政的理念。我們似乎又「先知先覺」了一把。38年前，在西雙版納的茅草房裡，我的同學賴萬京曾心灰意冷地說：「以後，咱再也不要先知先覺了！」到如今，我仍然覺得毛主席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還是有道理的：我們影展的250位作者，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不知不覺中我的話題越來越多了。現在，我就不只是在吹西雙版納了，天南海北，世事風波，人生百態，什麼都有。經常有小朋友聽了以後勸我寫出來。如今，在曾聽我吹牛最多的同行小朋友顏長江的推薦下，我得到廣州市文聯的支持，終於有機會在年輕作家方玉敏的幫助下開始動筆了。我寫文章非常慢，學打字又很辛苦。只是因為對我的命運，我的親人和朋友們心存感激，才堅持寫完這本書。我的書稿在幾經修改之後，正當要交稿的時候，我40年沒見面的從小在同院玩大的老朋友，小學和初中的同班同學吳劍平出現了，他從大學教授的崗位上退休以後主動幫我做了大量的編輯工作。由於在上一套書中，已經把我從事攝影記者後工作中的見聞大部分都寫過了，所以在寫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就主要寫那些不曾被主流媒體所關注的民間攝影的故事和我的同行朋友們，以及我們的攝影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僅供同行小朋友們參考。

　　在寫書的過程中，一幕幕的往事和一張張的面孔又活生生地浮現在我的面前。我把他們的真名實姓寫在書中，一是證明我所言不虛，哥哥真的不是吹牛皮，有真人作證；二是這二十多年來，我的這些朋友和我一起見證了新中國的生活史和中國的攝影重新走進民間的歷程。

　　我在為書稿選配我家老照片的過程中，也把我保存多年的在1968年至1976年間我家的來往信件和我的同學、朋友們的來信翻看了一遍，有百十來封呢。那時候我家五口人從南到北分在四個地方，相隔千萬裡，我的同學和朋友更是天各一方。看著我媽當年在信封上貼的印有毛主席、林彪、毛主席詩詞和樣板戲劇照的紀念郵票以及我們大院的一群小朋友們在來信的末尾的集體簽名，摸著那殘舊的信封和發脆了的信紙，親切之情油然而生。在展讀那一封封有三五頁紙寫得密密麻麻的信的時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尤其是我媽在寫了已經從北京給我寄來的郵包裡的物品清單以後還囑咐我，農場發了布票以後要寄給她幫我在北京買衣服。用剩的牙膏皮要保存好，北京買牙膏要給牙膏皮才能買。看到我們當年的字裡行間有那麼多對偉大領袖表忠的「套話」和對當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闡述，恍如隔世，讓我臉上一陣陣發燙。這要是讓我那些同行小朋友們看見非笑死不可。他們現在玩的那些荒誕派藝術哪有我們當年荒誕呀！我開始懷疑我現在寫的當年的故事的真實性了。可是我今天的世界觀又確實是在那些過去的故事裡形成的，而且在這些信的字裡行間也印證了我在酒桌上向年輕人「吹牛」時所講的故事。只不過我的這一堆舊信年輕人看不懂了。

　　我曾經以為，語言文字是最容易造假的。近年，有專家考證，攝影也是會造假的。既然如此，那麼，就把這些文字權當我的攝影作品的印證與參照吧。或者再說大點兒，這也是我的書《生活在鄧小平時代》和我參與策展的《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影展的後記。儘管這「後記」長了點兒，又囉嗦了點兒，但那些生活的、歷史的細節都挺重要，它們往往是攝影拍不到的，或不好表現的。與此同時，這本書也是對那些在我的前半生曾關愛過我的親人和師長，還有在西雙版納相濡以沫的同學和老工人，以及一起走過來的朋友、同行的一份交代和祝福。

　　我謹將此書獻給我爸和我媽，還有長眠在西雙版納大猛龍知青墓地的我的同學王開平和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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