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續瀋為政當從根本上辦

為政當從根本上辦

　　《落花春雨巢日記》雲：「周縵雲來候，並謁相國，滌師與久談，因蔣益灃被劾有交吳棠查辦之說，遂及吏治。言：『蔣做官，做一衙門，將一衙門經費裁盡。到粵撫任，裁去韶關陋規，形諸奏牘，而別提藩庫每月千五百金、運庫每月千金，作撫署辦公用，反較所裁之費為增。其各屬出息，亦一併嚴禁斷絕，不准收受。在浙，民間虛聲頗好，然其人太不正當。』周問：『丁日昌聞亦精勵為治。』師答曰：『微有其風，而視蔣則中庸多矣，伊如要去盡屬吏飯碗，我亦不依。須知天下人飯碗萬不能無，汝去他一飯碗，他別尋一飯碗，於公事無益，不過百姓吃虧而已。』」

　　餘按：國藩言固未嘗盡非，然蔣益灃裁陋規而辦公費支用庫帑，不可謂非正當辦法。清代行政經費本無詳細規定，而下級官者糜于承應上級官署之供給者，多不能正式報銷，即正當之辦公經費，亦有不能盡邀核銷者，故多恃陋規為挹注，而官因得以自肥。自此名一立，貪婪之稈，無所不至，直可括盡地皮。且官以之括於吏（吏謂當時衙役，官之爪牙），吏以之括於民，層層剝削，其弊甚大。

　　然不從制度上根本解決，而徒言撤陋規，則甲方裁而乙又興矣。若謂因「人萬不能無飯碗，去他一飯碗，他別尋一飯碗」，遂置而不問，則豈為治之道哉？大氐彼時官俸過薄，行政經費無適當之規定，不從根本上改革，而枝節從事裁禁，則所謂「於公事無益，不過百姓吃虧」者確為至論。然言治真難，餘備員浙省民政廳長時，主增縣長、警長及其僚屬之俸，並增其行政經費，然實於公反損而無益，於民仍未能輕其負擔也。

　　蓋文官制度不立而惡習已成，視做官乃其解決生活之無上法門，故雖增俸增費，仍不能滿其欲壑，而所增者彼既視為不足輕重，徒增其合法之收入，是真所謂不過百姓吃虧而已。如各縣員警所長一等之俸，不過百餘元，而其陋規收入可得數倍，自何貪於區區哉？故欲去弊，必究其弊之由來。而良法之行，尚有藉於教化之行，法令之嚴，長官之能以身作則，不然，屬吏陽奉而陰違，既為所蔽，其弊益甚。然即長官以身作則矣，而無明察之才，公平之度，懇摯之情，嚴峻之刑，不制之權，皆不足以矯枉而反正。且如堂高廉遠，不與百姓相接觸則亦不能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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