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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並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曆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為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強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為:「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為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谷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嘗為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箋書,引例乞轉。唯其至誠不矯偽故也。後之人外為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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