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史致謗之由

　　當光緒初元，予以應試進京，但聞人言李文忠，無不痛詈之者，無論上下社會之人，眾口一詞，竊以為怪。按：文忠得謗之由，自蘇紳起。當蘇州克復之日，大兵進城，偽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頌語，款列眾紳，如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時朝貴。合肥遣兵數百守之，不使拆。其實與名之人非建坊之人，無賴小紳借大紳之名以媚偽王。合肥不知，以為若輩竟暗通反寇，將窮治之，後察知其實，遂聽其拆毀。然而蘇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無擇言，亦不能為之諱。光緒改元，恩科順天鄉試，適文忠因事入覲，公事畢，已請訓辭行矣，因榜期在邇，遂勾留數日以候之。屆期，文忠於賢良寺設筵，邀同鄉顯貴數人，秉燭宵以候報，至天明無一來者。遣人至順天府閱榜，安徽竟無一人。

　　文忠頗怏怏，即大言曰：「咸豐戊午，北闈不中吾皖一人，鬧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鬧笑話罷。」即登輿出城而去。此言傳于各主司之耳，豈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辦皇差。內廷派出大臣有靈桂者，亦大學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輿夫等，皆以為中堂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尚有無數中堂者。至尖站處，靈桂輿夫將靈桂大轎停堂中，文忠輿夫曰：「此我們中堂停輿地，爾何人敢停此！」靈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滿中堂，位在爾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罵曰：「非我中堂，爾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哄。文忠聞之，命巡捕官傳語止鬥，且曰：「讓讓他，讓讓他，不要惹動癲狗亂咬人，不是頑的。」

　　此言也，非指靈桂，乃暗指諸禦史也。然靈桂聞之，豈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輔二十年而不遭禍者，一由恭親王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舊勳之念，三由文忠每年應酬宮闈亦屬不貲，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師三十年，逮歸自泰西後，始漸聞京師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聞京曹官同聲喧詈馬建忠，竟有專折奏參，謂馬遁至東洋，改名某某一郎，為東洋作間諜。蓋以馬星聯之事，而歸之馬眉叔者。星聯，字梅孫，浙江舉人。癸未以代考職事革捕，而遁至東洋。建忠，號眉叔，江蘇人，候選道，其時為招商局總辦。言者竟合梅孫、眉叔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現在上海，一電即來，何妨試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鈞，始遍告其同館同年諸人。

　　即黃仲弢太史紹箕亦聞予言，始知眉叔之為人，然猶不深信也。

　　至謂文忠為大漢奸，眉叔為小漢奸，觀禦史安維峻劾文忠一疏，無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諫草實足為柏台玷，而當時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譽之。及獲罪遣戍，貫市李家騾馬店為之備車馬，具餱糧，並在張家口為之賃居廬，備日用，皆不費安一文，蓋若輩皆以忠義目安也。閉塞之世，是非不明，無怪其然。故有與文忠相善者，不曰漢奸，即曰吃教，反對者則人人豎拇指而讚揚之。若執《孟子》「皆曰可殺」一語，則文忠死久矣。

　　所以然者，文忠得風氣之先，其通達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師之日，不意三十年來，僅文忠一人有新知識。而一班科第世家，猶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語，詡詡自鳴得意，絕不思取人之長，救己之短。而通曉洋務者，又多無賴市井，挾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齒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緒己卯，總理衙門同文館忽下招考學生令。光稷甫先生問予曰：「爾赴考否？」

　　予曰：「未定。」光曰：「爾如赴考，便非我輩，將與爾絕交。」一時風氣如此。予之隨使泰西也，往辭祁文恪師世長，文恪歎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為亦入洋務，甚不可解。」及隨星使出都，沿途州縣迎送者曰：「此算甚麼欽差，直是一群漢奸耳。」處處如此，人人如此，當時頗為氣短也。郭嵩燾之奉使英倫也，求隨員十余人，竟無有應者。豈若後來一公使奉命後，薦條多至千餘哉！邵友濂隨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餞于廣和居，睢州蔣綬珊戶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淚，皆以今日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荊軻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國，又遣派十二遊歷官，遍遊泰西，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並不無故殺人。誰之咎歟！時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述李文忠致謗之由，遂拉雜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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