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丙編·卷二(1)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台諫侍從，莫敢議己。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範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台諫侍從方襲其跡，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卻不知此，直雲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範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淪。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淩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台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辟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慍色。蓋己為侍從台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為宰相，則能受侍從台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己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己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己哉！諺雲：「吃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台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己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餘嘗作《濮議》詩雲：「濮園議起沸烏台，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升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票其端，凡四等，而細球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彩，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票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為軸，雕玉以為龍，告身五彩絲囊，票首純紅，而繪如雕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浸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邇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系之。按式名曰「分钅遝」，黃金、途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系，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遊默齋所記本朝之制也，甚詳明。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奸宄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豈複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範嘩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卻甚確。近時劉潛夫詩雲：「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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