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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你怎麼還沒去美國?」我覺得我現在可以不跟任何人寒暄了。

  「下個星期動身,週一去北京,週三一大早的飛機。」他還是老樣子,跟人講話的時候要附加很多的細節。

  「去哪個學校?」我想好了,當他回答了我之後,我還要再跟著問那是在哪個州,算是東岸還是西岸還是南部,之後一也許會間問飛機要飛多久或者時差究竟多少個小時,總之,我是打定主意要讓話題停留在他身上了。

  「你們都還好麼?」——算他狠,姐姐曾經說過的,別指望他會沿著一般人的邏輯聊天。

  「我們……」我看著他俊朗的眼睛,突然間覺得不如坦率一點,「你覺得,我們現在,怎麼就算好,怎麼就算不好呢?」

  他果然也笑了起來,儘管笑得一點都不自然:「說得也是。我看報紙上說,那個醫生還活著,其實這樣我就放心了,他活著,你哥哥就也能活著——」看來大家關注的地方還真是不一樣的,「等有了什麼新的消息,你寫郵件給我。」

  「好。」

  「不能敷衍我,我是認真的。」他端詳著我,「給我寫信,南音,告訴我大家的情況。不管我去多久,多少年,一開始每個月給我一封信,哪怕以後你保證不了這個頻率,至少每年新年的時候,告訴我大家怎麼樣了。」

  「我保證。」我輕輕地說。

  「雪碧和可樂那兩個傢伙還好嗎?」他問。

  我沉默了幾秒鐘,為的是「雪碧和可樂」。我終於對他笑了,我說:「雪碧除了功課不好之外,一切都好;可樂那傢伙的鼻子又被拽掉了一次,不過是被我妹妹北北拽掉的。」

  「她還好嗎?」—我一直在等,你終於說出來了。

  「她很好。」當他聽完我這句話的時候,臉上的神情就像是懷著鄉愁。

  在去醫院的路上,我一直都想著冷杉學長。因為我需要一遍遍地回憶我們對話的場景,來告訴自己,我能面對他,就也能面對醫院裡那些眼睛。—我當然知道這是不一樣的,是本質的區別,可是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了。

  爸爸已經去過那間醫院道歉了,這一次是為了看看那個ICU裡的陳醫生,還有—陳醫生外地的父母已經趕來了,爸爸必須得跟他們商量賠償的事情—我是說,在對話能夠進行的情況下。其實本來是爸爸和小叔要一起去的,可是就在前一晚,小叔說他今年帶的高一新生第二天正好有摸底考,他得監考。陳嫣問:「不能跟別的老師換一下嗎?你告訴他們你要去做什麼,他們不會沒人跟你換的。」小叔說:「那好,我打個電話給……」爸爸就在此時抬起了頭:「不用了,別換,你去監考。」滿屋子寂靜裡,爸爸笑了笑,「真不用,又不是什麼好事情,我一個人就行了。你明天監考完了,記得再給人家律師打電話。這幾天你盯著這個律師,負責這一件事情就好。」然後我聽見了媽媽關上臥室門的聲音—那個關門的聲音一聽就是媽媽,不是外婆,因為很簡短,沒有任何拖泥帶水。媽媽這幾天,基本上連飯都是在房間裡吃的。自從大媽來過的第二天起,她會按時做好全家人的飯—但是放在廚房裡,然後把她自己的那份拿到房間去,他端著碗筷和一隻盤子的樣子,就好像她在房間裡養了一隻生病受傷的小動物。我們到家以後,就自己開飯,大家都一起默契地接受了這個——她做的菜肴其實都比平時的分量多,包括了小叔一家的。

  所以,站在學校門口,我給爸爸發了短信:「爸爸,你等著我,我現在到醫院去。」

  然後我就把手機關了,因為我不想接到爸爸的電話,告訴我不准過去。我不能讓爸爸一個人面對陳醫生的家人,我不能讓爸爸一個人面對醫院裡那些我閉上眼睛就能想像的寒冷的目光,自閉的人繼續自閉吧,監考的人繼續監考吧,忙著賣房子的人也的確是真的很忙,可是不能讓他一個的事情——即使他是爸爸。

  醫院的大廳裡其實沒我想像的那麼危機四伏,我長驅直入的時候根本沒人注意到我,所有等著掛號等著就診的病人們把那些穿白大褂的人變成了零星的白點,這樣很好。直到我走進電梯,我都可以是一個最普通的路人。後來回想起來的時候我還是太緊張了吧,緊張到—我甚至忘記了把手機打開,我忘記了我此刻需要打個電話給爸爸問問他具體在哪裡。我任由自己按下了電梯內一個數位的按鈕,就像我當時來看昭昭的時候。電梯門在我眼前緩緩打開,撲面而來的空氣的味道都是驚心動魄的熟悉。

  有人認識我嗎?真的沒有嗎?你們為何都那麼行色匆匆地從我眼前走過去呢?你們怎麼不認得我呢?不認得那個殺人犯的妹妹嗎?你們都來仇恨地看著我呀,都來用刀子一般的眼神對付我呀,別再裝作若無其事地醞釀殺機了,別再用漠不關心來掩飾你們的同盟了—他差點就殺死了你們的同類,你們怎麼能裝作一切都沒發生過?對你們來說,所有的血跡都可以被掩蓋麼?你們早就清洗乾淨了昭昭的血對麼?你們仁慈地把陳醫生放在重症監護室裡,他的血都殘留在了外面的大街上所以對你們來說就沒意義了麼?你們現在就來把我撕成碎片好了,我不會怪你們的—別再讓我腦袋裡的手機振動了。它又開始振動了。

  一個渾身潔白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就連頭髮都仔細秀麗地包裹在三角形的護士帽裡。她靜靜的臉上滲透出來一種非常清淡的哀戚。天使的表情應該都是如此吧?她問我:「你來幹什麼?」——我想起來了,她是那個護士長,是打電話告訴我昭昭垂危的人。

  「我爸爸在哪裡?」凡人跟審判者說話的時候就是有這點好處吧,不用任何鋪墊,也不用解釋什麼背景。

  「你爸爸?」她的疑問和沉思看上去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後她緩緩地舒了口氣:「明白了,他應該是在院長辦公室,和陳大夫的父母在一起談判。院長也在的。」

  「我也要去。」—昭昭,你發現了嗎?我現在講話的語氣越來越像你了。

  「你……」她突然搖了搖頭,伸出手臂把我拉到了牆角處,「你就別去了,等他出來吧,他們已經過去好一會兒了,而且,你也沒有必要看見那種場面的。」

  「我就是為了看見那種場面才來的。」我終於做得到毫無畏懼地直視她的眼睛了,「不能讓我爸爸一個人在那裡,他要道歉,我跟著他一起道歉;他要低頭,我跟著他一起低頭;他要鞠躬,我跟著他一起鞠躬。人家就是不肯原諒我們的活,我得去站在旁邊替我爸爸擦乾淨人家吐在他臉上的唾沫。」

  她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手真是柔軟。她說:「這樣吧,你跟著我,我帶你去看一個人。」

  我好像記得,上次,也是她帶著我,在醫院曲折的走廊裡奔跑著為昭昭搶時間。後來,我才發現,每逢她對我說「跟我走」的時候,就會把我帶到生命的另一個境遇裡。她總是一身潔白,一身哀戚地出現在我生命的轉角處,從不告訴我絕境在哪兒。但是,在當時,我是不可能知道這些的。在她面前,我總覺得順從是理所當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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