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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爭論繼續進行著,但法國人正在節節敗退。一位秘書忽然匆匆進來,帶給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裡包含另外一份在會議進行時從普盧默那兒發來的電報。首相立即以一種令人激動的語氣讀了起來。「請告知首相,」這位將軍的電報是,「以我之見,食品必須毫不拖延地發至這一地區……婦女、兒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數目是極為巨大的,饑餓引發的疾病正在蔓延。人們的態度變得絕望,他們覺得,死於槍彈比死於饑餓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對第一批供應的到達規定一個確切日期。」這封電報產生了可觀的效果:對法國人來講,提出卑鄙的、系統的阻撓變得非常困難了。我後來得知,整個事情是預先按步驟設計好了的,普盧默的電報是應來自巴黎的要求而發的,這個要求是那天上午傳達給他的,以為下午作準備。

  現在,法國人潰敗了,但並不善罷甘休。他們同意了對德國的食品供應。但他們提出,在將此事通知德國人之前,德國人必須正式承認他們讓渡船只的義務。這也被同意了。克裡孟梭說,那好,馬歇爾·福什將與德國人會面並將這消息轉達他們。這些話說得光明正大,但勞埃德·喬治足夠敏捷地看出,這裡邊有陷阱。顯然,這個馬歇爾可能設法以一種德國人將不可避免地拒絕的方式傳達這個最後通牒。勞埃德·喬治摒棄了他的華麗修辭,以戲謔而幽默的方式說,不,這件事必須與船隻打交道,與海洋而非陸地打交道;儘管他懷著對這位馬歇爾的欽佩、在陸地上除馬歇爾外誰也不服從,不,不服從任何人(伸出雙手指著福什),但這位馬歇爾在海上也同樣內行嗎?他,勞埃德·喬治,從未與他渡過海峽,因此不能確定地說(微笑);但在英國,他將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煩,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將在這種事情上的統治特權。威姆斯上將,我們的第一海軍軍務大臣,是送信的合適人選。這位馬歇爾對這些話不太願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著嘴笑了,拽著他的小鬍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籠罩了;每個人都對打破束縛和壓力感到高興。立刻被同意了:這位上將應當傳達最後通牒。這是一個棘手的時刻,勞埃德·喬治關於這位馬歇爾暈船的喜劇式暗示,是一種創造氣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壓住黃金。應該允許德國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黃金。他宣稱,他已顯示出一種非常妥協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犧牲,但對他來說,不顧他本國的利益繼續走下去是不可能的。這(氣勢洶洶地,並擺出一副尊嚴之狀)是他的職責。

  我從未見過如此兇猛的攻擊,憑著它,那可憐的克洛茨被擊潰了。你們見過克洛茨嗎?——一個矮個子的、圓胖的、長著濃密小鬍子的猶太人,修飾得很好,但有一隻骨碌碌亂轉的眼睛,他的肩膀有點塌。勞埃德·喬治一向厭惡他,輕視他;他簡直想殺死他。婦女和兒童們在貧困度日,他喊道,而這兒的M·克洛茨,卻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談他的「黃金」。他身體前傾,作著手勢,向人們表示出一位醜惡的猶太人緊緊握住錢袋的形象。他雙眼閃著怒光,這些話帶著一種如此強烈的蔑視迸發出來,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個人都帶著刹那的輕視和憎恨看著克洛茨;這可憐鬼蜷在他的座位上,顯然畏縮了。我們幾乎不知道勞埃德·喬治在說什麼,但「黃金」和「克洛茨」這些詞被不斷重複著,每次都伴著誇張的蔑視。然後,轉過身,他要克裡孟梭對這些阻撓伎倆予以停止,否則,他喊道,穆·克洛茨將在那些歐洲傳播布爾什維主義的人中與列寧和托洛茨基並列。首相停下來環繞整個房間。這時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鄰座低語著「克洛茨基」。

  克裡孟梭盡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長的面子,在幾分鐘的時間裡他咆哮著說他的國家已被如何毀壞和掠奪;為此法國得到了什麼擔保作為回報?——僅僅幾塊黃金,幾張證券,現在卻正設想從他們手中拿走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請求背叛他的國家,他絕不會這樣做。

  但事情真正結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現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著,並仍舊坐著,靜默地,僵硬地,令人費解地,是在這劇中另一個星球上的參加者。喝茶時間到了,盧舍爾和我被告知去另一個房間準備一份方案。黃金畢竟將被使用。

  四天后我又在火車上,與威姆斯參謀去布魯塞爾。這次,確定地,我們應當著手進行。但有一個障礙,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堅持這樣的觀點:德國人將對船隻放棄提供一個無保留的承諾,在他們被告訴我們的關於為他們供應食品的意圖之前。在這一點上他們必須被教導:他們將不得不遵守他們的契約,無論我們可能做什麼。但在他們已在斯坎顯示的那種狂躁、激怒和懷疑情緒中,他們不會有可能拒絕,並堅持在他們關於船隻約定自己之前要我們亮出關於食品的「手」?

  羅斯·威姆斯,第一海軍軍務大臣,是一位新類型的海軍上將,不像特裡爾的布朗￿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個私生子的後代,一張有趣的挪揄的臉,帶著單片眼鏡,中年,喜歡快活。羅斯仍有喜調情的皇家海軍低級軍官的相當多的本能。在那種關係的基礎上我們在餐車裡吃了一次很愜意的正餐。他以前從未在正餐時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這樣說,使我感到很驚奇。德國人次日將被他極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聰明的,低能的嗎?或者他正遠比任何可想像的東西更聰明地與他們玩遊戲?他們從未下定決心是哪一種。直到歷史盡頭,我預料,今日的英國羅斯的個性將使中歐的理解迷惑。在會議結束時有一個時刻,主持的德國人開始提出一些金融問題,關於其答案羅斯連最模糊的概念也沒有。我坐在會議桌下第三個位置。

  因此沒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對面的人們的企圖,他轉向我的方向,發出一個苦惱的信號,投過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仿佛在說「看在上帝份上趕快告訴我回答這個蠢驢的問題應說些什麼。」我將答覆寫在紙桌布上,將它撕下來遞給他;他,在我寫的時候,保持著一種嘲弄的絕望,就像帶著它在學院會議上當麥考利正發言時院長(鄧福德)經常喜歡盯著我的眼睛。但德國人簡直驚呆了——對於他的完全拋棄最微小的這樣的企圖:保持知道這次會議討論什麼的形象,結合著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擊的,也可以說,地位上的優越,就像一位主持一個地方慈善機構的財政事務的幽默和和藹的公爵夫人——這不知怎地使他們,如此嚴肅和自誇的,顯得有點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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