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66)_凱恩斯

六六

　　其後的40年間，「年復一年，年年相似。」馬歇爾夫婦住在一所小住宅裡，有一位忠誠的女僕，熱情地款待著涉世不深的本科生或聲名卓著的採訪者。關於「一位忠誠的女僕」，值得提一下。生前，人們叫她薩拉，死後，則是佛洛倫斯·薩拉，她（馬歇爾夫人寫道）「幾乎每到11月，她就總說要離開，但我沒有放在心上，因為我知道她不會走」。她是普利茅斯教友會的成員，這是最陰鬱的教派中最陰鬱的一支。「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廚師，並且樂於承擔重任。儘管她認為貪圖快樂是錯誤的，但她還是常常說，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個星期，是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在劍橋召開會議的那個星期，那時，每頓飯有將近十二個人用餐，全部由她料理，夜裡也睡不著，想著第二天的菜譜。有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在這個世上沒有多大用處，後來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好飯菜，使艾爾弗雷德身體健康並能寫出重要的書來，這時她又感到了欣慰。」

　　馬歇爾夫人懂得如何贏得愛戴。她記得那位傑希女士，「這位美國寡婦在70年代來到英格蘭，一出現就使人們神魂顛倒，一個又一個的導師為她所傾倒。」正是這位女士，在一次談及僕人之時說道，她很相信讚揚的作用，最後她說：「連萬能的上帝都需要大家讚頌呢」。

　　在勞工運動的最初日子裡，馬歇爾經常邀請一些工人階級領袖來家裡作客。「本·蒂利特、湯姆曼和伯內特都是我們的座上客，還有一位特別令人愉快的托馬斯·伯特。」埃奇沃思也經常到訪。「我們當然有許多來訪的經濟學家，他們分別來自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荷蘭。我們很喜歡皮爾遜教授夫婦，他們來我家住過多次，另外我們還很歡迎陶西格教授及夫人。」當然，只要有有趣的人物到訪，午餐會上就一定少不了我們這些學生。或者我們在書房裡獨自品茶，這對我們的心靈與頭腦大有裨益。

　　但除了來訪的客人之外，那時的劍橋自己也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團體：「我成了女士聚餐會的成員，我們有大約10到12人，一個學期內一次或兩次由每個人在家裡輪流做東。這時丈夫們就在各自的學院用餐或在書房裡獨自吃飯。女主人不僅要備辦一頓美餐（但不准喝香檳），還要提出一個適宜的談話題目。如果必要，還可以介紹一位外面的女士參與進來。但這仍然是一個排他性的團體，只要一個否決票就可以把擬議中的新成員拒之門外。我們的成員有克賴夫人、阿瑟·維羅爾夫人、阿瑟·利特爾頓夫人、西奇威克夫人、詹姆斯·沃德夫人、弗朗西斯·達爾文夫人、巴羅尼斯·馮·休格爾、霍勒斯·達爾文女士、喬治·達爾文女士、普羅瑟羅夫人和傑布女士。」馬歇爾夫人暮年之時回憶道（恐怕這很中肯）：「看來，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麼多了」。

　　馬歇爾夫婦的長假期大多是在南蒂羅爾山區度過的。他們尤其常常到費洛梅納在阿希泰托爾的斯特恩開設的路邊小旅店去住。「有一年，我們發現鄰村彙集著一群『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其中有馮·維塞爾夫婦、龐巴維克夫婦、米克坎多爾夫婦和其他幾位。我們鼓足勇氣邀請他們全體到我們寬敞的臥室裡來參加茶會，這裡已經是這所小店最大、最舒適的房間了。然後我們又到在附近田野搭起的帳篷中稍事休息。

　　費洛梅納為有這麼多傑出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他清晨四點就起床，為宴會準備新鮮的黃油和精美的菜肴。龐巴維克身材瘦小，結實而敏捷，熱衷於爬山，幾乎每天都要爬一座白雲石山。這多少也消耗了他的精力，因而無心談論利率理論。我一碰到這個題目就感到害怕，因為最近他和艾爾弗雷德曾就這個題目不厭其煩地進行通信。維塞爾教授相貌不凡，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兒也都很有風度。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在他們的消夏之地，一位老農的漂亮的房間裡為我們舉行了答謝茶會，我感到非常快樂。」

　　1920年，他們做了最後一次國外旅行的嘗試，這也是一次相當危險的嘗試。在這之後，離他們甜蜜的夥伴關係結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接下來的三個夏天，我們是在多塞特郡美麗而幽僻的小海灣裡什·梅爾度過的。在那裡他繼續致力於第三卷的寫作。但在《工業與貿易》於1919年完成之後，他的記憶力就越來越差了，之後不久，醫生就悄悄告訴我，『他再也不能做任何建設性的工作了』。情況的確如此，幸運的是，他自己並不知曉。」在過去那些日子裡，他常常從書房上走下來，說「多麼幸福啊這段時光，沒有什麼能與建設性工作帶來的快樂相提並論了。」

　　不過，在艾爾弗雷德逝世之後的20年裡，瑪麗·馬歇爾依然展現著她那恬靜的美，並且與艾爾弗雷德的那些老學生和他們夫人的友情愈見深篤。

　　40年前，專為學生們設立的、能夠出借圖書的圖書館是很少見的。馬歇爾的教學方法的核心部分就是讓學生們在本學科內廣泛閱讀，並學會如何使用圖書館。為了回答一個價格指數方面的問題，一個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學生只查閱那些最新的權威著作是不行的。他必須向前追溯，即便追溯不到畢曉普·弗利特伍德，起碼要追溯到傑文斯和吉芬。他還必須參看最近20年間《經濟學雜誌》上所刊載的這方面的所有文章。如果瀏覽一下中世紀以來的價格史，或是比較一下梭侖和查爾斯2世時期按工資計算的小麥價格，也將是有益而無害的。如果一個學生還沒有翻閱10到12本書，就匆匆忙忙給出答案，那麼他就稱不上是馬歇爾的得意門生（既有負于經濟學家這一偉大使命，又無法承襲崇高的說教者的傳統）。為了做到這一點，馬歇爾採用了三種方法。

　　首先，他在教室裡建立一個淺顯讀物的書庫，規模雖小，但比起任何本科生自己的藏書來則都要大得多了。在他辭去教授職務的時候，他把這個書庫留給了他的繼任者，我想我是這個書庫的第一個正式的管理員，我為它編制了第一份目錄。除此之外，就是他自己那些更豐富的藏書了，他希望學生們在巴裡奧·克羅夫特喝過茶之後，都盡可能地多拿些書，只要他在沿著馬丁利路向回走時能背得動。最後，他就採取了把學術期刊拆開，按論題挑選、裝訂論文的做法，因此他有時要增購一套用以保存。許多這樣的論文集如今都收在馬歇爾圖書館中，這些資料連同其腳注，能使剛入門的學生按圖索驥，從一本參考書找到另一本參考書，不出一周，他就可以成為這個論題的活文獻。不要忘記，準備這些論文集，把它們按作者和課題編好目錄，並放在那些「棕色盒子裡」，這些都是馬歇爾夫人的特別任務。

　　所有這些，作為教育，建立個人聯繫和激勵學生的手段，她都是熱烈贊同的。背負書籍的來訪者離開之前，總要在樓下與她道別，而她也總要目送他出門，沿著車道遠去，眼中露出無限滿足的神情。因此，在艾爾弗雷德離開之後，把這一傳統保持下去，讓他的這些書籍在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手中繼續存在下去，就成了她倍加珍視的目標。

　　首先，把他的藏書全部移交給劍橋大學，供學生們使用，並把它與上述提到的教室學生書庫合併，組成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進而，她以根據協定條款所得的款項建立了一筆可觀的留本基金，並以馬歇爾著作的版稅每年交付一定數額，來補充這筆基金。馬歇爾死後，他的著作的銷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她的遺囑中，她還留給圖書館10000英鎊以及她丈夫的全部版權）。然而最重要的是，她還決定使自己成為馬歇爾著作以及新一代學生的保護人。因此，在75歲之時，她還被任命為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榮譽助理管理員，她擔任此職將近20年。這一舉動是違背大學規章的，規章規定，每個人65歲必須退休，現在看來，這一規定是合理的。每天早晨，她騎著自行車，穿過從馬丁利路到圖書館（1935年遷到一所精緻而寬敞的樓裡，這裡原來是鄉紳法律圖書館，緊挨唐寧街的地質博物館）那段不近的路程，穿著一雙便鞋，這是她在60年前的前拉斐爾時期留下的習慣。

　　將近90歲時，儘管她很不滿意，醫生還是阻止了她繼續騎自行車（部分是由於朋友們的鼓動，這主要是考慮到連最強壯的人都可能遭遇危險的劍橋的交通狀況，對她自己的體力的考慮倒在其次）。上午，她就在圖書館做些管理工作，開始是由一些本科生協助，隨著工作量加大，從1933年開始，改由一名專職的圖書館管理員米森先生協助。馬歇爾圖書館的歷任館員，丹尼斯·羅伯遜、賴爾·費伊和1931年之後（中間有一段間隔）的皮埃羅·斯拉法就減少了她的日常工作。不過，整理那些「棕色盒子」還是她的專門職責，這也是她最愛做的工作。她總是把這裡稱為「我的圖書館」。漫漫人生路中，無論對她的心靈還是對她的精神來說，這都成了她接觸生活之流的主要方式，她也從這裡感受到了自60年前的巴爾奧·克羅夫特就開始強烈跳動著的劍橋學派經濟學家們的脈搏。

　　1936年11月7日（見《經濟學雜誌》，1936年4月號，第771頁），馬歇爾經濟學圖書館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慶祝儀式，馬歇爾夫人向圖書館贈送了一幅馬歇爾肖像的複製品，這幅畫出自威廉·羅森斯坦之手，原作掛在聖約翰學院的大廳裡。此後，在圖書館的前廳，中間的那張辦公桌上方懸掛著這幅肖像，她就在這裡伏案工作（幸運的是，有一張她如此就座的頗具特色的照片）。1941年，91歲之時，氣管炎開始發作，她第一次沒能照常上班。1942年，她已無法在這裡工作，不過，11月14日，她還是出席了馬歇爾誕辰百年紀念活動（見《經濟學雜誌》，1942年12月，第289頁），並精神抖擻地發表了演說，向與會者講述了她的丈夫從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獲得了怎樣的幸福和快樂。1944年3月7日，她與世長辭，骨灰灑在巴裡奧·克羅夫特的花園裡。

　　謙和似清晨，聰敏日璀璨，
　　溫柔如傍晚，激情夜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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