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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他們從巴勒曼回來之後,又在希裡斯托爾呆了一年。1883年,馬歇爾接替阿諾德·湯因比擔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的講師,給印度學生授課。在牛津的時候,他班上的學生比任何時候都多,因為聽課的既有成長中的印度文官,又有一些「大人物」。她記述說:「當時,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引人注目。在希裡斯托爾的時候,艾爾弗雷德就這本書作了三次演講,埃利奧特女士說,這三次演講使她想起了大蟒吞食獵物前先用涎把它弄濕的情景。在牛津,他與亨利·喬治面對面地遭遇,當時是約克·鮑威爾作東,馬克斯·米勒作陪。緊接著又和海因德曼發生論戰,論戰是由海因德曼提起阿瑟·西奇威克的《見鬼去吧海因德曼》而引起的。複本位制和地方自治也是當時爭論的焦點,不過這類話題過於危險,不便在宴會上提出。」

  在巴裡奧的這段短暫的插曲,還是巴裡奧聲威大振、別具異彩的時候,這把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帶到了一個前所不知的新天地。他成了喬伊特手下的年輕人之一。喬伊特本是希裡斯托爾大學理事會的成員,但在這裡,兩人才不期而遇。在牛津的這段時光,喬伊特與馬歇爾夫婦建立了友誼,後來他到劍橋的時候就常去拜訪他們。馬歇爾夫人記述道:「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在帕西瓦爾夫婦舉行的一個宴會上。他和亨利·史密斯都是學院理事會的成員,他們定期地每年三次來這裡開會,這時他們總要到我們家裡來作客,他們的來訪是一件樂事。

  他們二人是頗相投契的一對,在一起時彼此都很愉快,喬伊特本來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但與亨利·史密斯這個意氣相投的夥伴在一起時,他也顯得揮灑自如。亨利·史密斯則是我所見到的最才華橫溢、最幽默健談的人。我經常陪他們一起談話,而馬歇爾則一直要陪他們到夜半之後。由於喬伊特的羞澀,5年之間我們才相處融洽,到了後來,我們的談話就全憑意興所至了。有些時候,我與他一起散步,他會不時地說上幾句,不說話的時候,他就哼上幾支小曲。」

  這樣,馬歇爾夫婦就輕而易舉地在巴裡奧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穩了腳跟。伊夫林·阿博特、劉易斯·內特、希爾普、安德魯·希拉德利、斯特羅恩·戴維森、艾伯特·迪西和艾爾弗雷德·米爾納等人,都是當時巴裡奧學院的研究員。「婦女學院最近設立,我十分榮幸地結識了沃茲沃思小姐,她是瑪格麗特女子宿舍樓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聰明又詼諧,經常口出妙語,與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樂事。當時,拉斯金正在牛津講授繪畫課,聽眾很多,他經常鼓勵本科生們銳意求新。湯因比樓正在建設中,巴尼特夫婦經常來巴裡奧學院鼓動年輕人積極參與這項工程。慈善機構協會也剛剛設立,費爾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諾·史密斯女士(帶著她的狗)定期參加協會的會議。還有一個專為討論社會問題而成立的協會,由悉尼·鮑爾先生領導。因此,我們在牛津度過的四個學期充滿了樂趣和興奮。」

  除此之外,還有喬伊特的宴會:「他喜歡把朋友們聚集到一起,學期中的幾乎每個週末,他都要邀請那些想要相互結識或相互幫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還計劃舉行一次規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會。阿瑟·西奇威克把這稱為『諾亞方舟』宴會,因為有這麼多陌生的動物成雙成對地到來。羅斯伯裡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羅王子卻身材短小,他們真是有趣的一對。其他客人還有戈申夫婦、赫胥黎夫婦、馬修·阿諾德夫婦、羅伯特·布朗￿,經常說『見鬼吧神學』的澳大利亞總理羅傑斯、羅伯特·莫裡爾爵士、科妮莉亞·索拉比和艾爾弗雷德·格雷夫婦等。

  晚間,他喜歡與朋友們沉浸在靜謐之中。他曾會見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諾·史密斯,後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談吐鋒利而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為人熟知一樣。還有一次他邀請了羅斯金,羅斯金講了許多笑話,從他口中講出的小豬都讓我們笑得前仰後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說以前從未見他這樣興奮過。有一天,艾爾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維諾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請他到我家吃晚飯,並會一會晚上要如約而來的喬伊特。開始還有些拘束,因為喬伊特以前沒見到維諾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對生人總是過於靦腆。漸漸地,談話就越來越無拘無束了。

  晚餐之後,我們來到屋後的小花園,樹影掩映,皓月當空,這樣的良辰美景,正是喬伊特所說的談論哲學與詩藝的『好時光』。我從沒有見過喬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樣海闊天空,那次談話值得回憶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他喜歡和艾爾弗雷德討論經濟學問題,每當聽到他特別感興趣的觀點,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筆記本記下來。他曾經跟我說,艾爾弗雷德的談話是他所聽到的最精彩的談話。還有一次,他說『艾爾弗雷德是我所見過的最無私的人。』我們忠誠的老女僕『薩拉』也引起了他的興趣,薩拉只是和他才談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難。後來當他到劍橋拜訪我們的時候,也總要到廚房裡和她坐一會兒,談論那些困難。」

  關於他們1885年回到劍橋的情況,馬歇爾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記述:「四個學期之後,我們已經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們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園都很愜意。我教我的女學生,艾爾弗雷德也喜歡講他的大課堂。儘管他總覺得劍橋才是他真正的家,但當時我們以為我們的未來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了,他留下的職位,另一位正式競爭者是英格利斯·帕爾格雷夫,最終艾爾弗雷德當選了。

  1885年1月,我們來到劍橋,先是在切斯特頓路租屋住了一年,1886年,巴爾奧·克羅夫特建成,我們就搬到那裡一直居住下來。1885年,價格還很便宜,在合同上,建房只花900鎊,雖然建築師出了點錯,也不過才花了1100鎊。幾年之中,馬丁利路只有我們這一所房子,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主要是看上了那片樹林。為了設計這所房子,節省空間,尤其是廚房,艾爾弗雷德大傷腦筋。他非要把書房建在幾層樓上不可,因為他覺得在劍橋他應該住得離地面越高越好。不過,建築師J.J.史蒂文森還是說服他把書房建在二層,並設一個陽臺。」

  馬歇爾夫人去世之後,巴爾奧·克羅夫特將近60年的租約到期了,它以2500鎊的價格賣給了另一位從巴裡奧移居劍橋的教授。貨幣價值變動之大,由此可見一斑。這筆錢成為馬歇爾夫人小小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她的遺產繼承了副主教的大量稿費,18世紀祖上長期擔任吉格萊斯威克中學校長的積蓄以及更遠的時候作為約克郡自耕農的一些家產,這些遺產先是投資於建這所房子,現在已經轉入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圖書館。這筆遺贈的第一項成果,就是在1944年6月購買了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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