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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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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之前,馬歇爾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經濟學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則使他夢想成真。報章雜誌紛紛以標題文章進行大張旗鼓的評論。記者們並不能確切分辨出這本書給科學帶來的貢獻和創新,但他們卻極其敏銳地判斷出經濟思想的一個新紀元開始了。「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爾美爾新聞》說,「在我們一所古老的大學中出現了這樣一位教授,他以畢生的精力用來把政治經濟學改造為一門推進社會完善的科學。」舊的政治經濟學「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動物,而國家不過是這樣一些動物所組成的群體。」 如今,新的政治經濟學誕生了,舊的政治經濟學一去不復返了。《每日新聞》說:「這本書將會恢復人們對政治經濟學曾經動搖的信任,它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將會像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上個時代一樣。」「它使這門科學中的其他著述都成為過時的東西,」《曼徹斯特衛報》說道,「如果說馬歇爾教授的著作將成為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里程碑,這恐怕並不是冒失的說法,因為它將指明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加快經濟學研究的進程。」這些都只是一片讚譽聲中的幾例。 對於我們這些在馬歇爾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長大的一代人來說,要確認從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段長長的空白期中經濟學的發展狀況是一件困難的事,同樣困難的是確定後者的出版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筆記的幫助下,我將做這樣一個嘗試,指明這本書為人類知識寶庫做出的幾個尤其突出的貢獻。 (1)最終澄清了在價值決定中需求與生產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這一問題曾經由於李嘉圖的隱晦和傑文斯的反應過激而引起一場不必要的爭論。而在馬歇爾作出分析之後,就沒有什麼值得多說了。「(埃奇沃思教授寫道)對生產成本的新的論述使人們認清了它在價值決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馬歇爾在某個地方所說的,當古典學者們強調供給的作用甚於強調需求的作用時,他們憑藉直覺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當馬歇爾在本書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們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遭到傑文斯和龐巴維克等人的貶低——的時候,那些評論者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喧囂一時的批評帶來的迷霧被驅散了。永恆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現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給在均衡點上決定價值的命題發展為一種一般性的思想,這就宛如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哥白尼體系,因為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經濟學領域中的各個要素才在彼此均衡與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關於經濟均衡的一般理論之所以能夠鞏固,又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有效的思想法則,則是得益於兩個重要概念的引入。這就是「邊際」與「替代」。 邊際的概念已經超出了效用的範圍,對於那些能夠作定量的微小變動處理的經濟要素,邊際概念都可以用來描述它們在給定條件下的均衡點,也可以用來描述它們與一定量的邊際變動的函數關係。引入「替代」這一概念則是為了說明達到均衡和恢復均衡的過程。尤其是「邊際替代」這一概念,它不但能夠說明消費過程中兩種物品的替代關係,還同樣能夠說明生產要素的替代關係,因此引入這一概念所帶來的成果是十分豐厚的。 不僅如此,「在各種生產要素之間還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雙重關係。一方面,它們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與成本之比較高的要素會替代較低的要素,並限制了對後者的需求價格。而另一方面,它們又是通過相互組合才構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種要素都不能單獨構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為其提供了這種可能時它才得以被使用。國民報酬是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種要素供給的增加都會增加國民報酬,而國民報酬也是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來源。」 這一分析方法,在供給與需求這一一般價值法則下,包含了對工資和利潤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貨幣理論一樣。同時,決定勞動者工資或雇主利潤的供求作用的特點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時間因素直接引入到經濟分析中來,主要應當歸功於馬歇爾。「長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時間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條貫穿始終,並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與長短不同的時期聯繫起來的連線」。與此相關,馬歇爾還首次對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區分,這是我們現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至關重要的依據。馬歇爾對「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主要成本」與「輔助成本」進行了區分。其中的第一對概念,我認為,在《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完全是一個創新。而後一對概念,如果不是曾經在經濟分析中出現過,就是已經存在於工業詞匯中了。 通過對長期與短期進行區分,「正常」價值的含義得以確定;而借助於馬歇爾另外兩個獨創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業——正常利潤說形成了。 這些思想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也是人們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來看,這一部分也是馬歇爾論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滿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許多工作需要由後繼者們來完成。正如他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說的,時間因素「幾乎是每一個經濟學難題的核心」。 (4)消費者地租或曰消費者剩餘這一獨特概念是從傑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來的,實際的結果證明,這一概念也許不像初看起來那樣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維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一概念在《經濟學原理》中尤其重要,因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話來說)「表明了自由放任主義,即無限制的競爭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馬歇爾證明,在某些條件下,自由放任主義作為社會最大利益的一條原則,不僅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行不通的,這一點具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但馬歇爾並沒有對這一獨特的論點進行更進一步的闡述,而是將這一領域留給他的得意門生和後繼者庇古教授來繼續探討。而庇古教授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了,對那些已經心領神會的學生們來說,馬歇爾的分析方法在披荊斬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種多麼有力的工具。 (5)馬歇爾對於壟斷的分析也應當在這裡加以說明。因為他對報酬遞增的分析,尤其是當外部經濟存在條件下的報酬遞增,在這裡提及比在前面各處都要恰當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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