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55)_李光耀

五五

　　§趁熱打鐵推行運動

　　我們正在利用選舉過後受人歡迎的局面，決心趁熱打鐵。我們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傳的運動，打掃城市街道、清理海灘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這是模仿共產黨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動員大家，包括部長在內，用手勞動和弄髒衣服，以便為人民服務。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我們發起運動引起群眾的興趣，讓他們為熱心公益、保持清潔和保護公共財產建立較高的行為準則。一個星期天王永元會動員公務員清理樟宜海灘，下一個星期天我會拿起掃帚跟社區領袖們一起掃街。

　　當時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吳慶瑞和我策劃並組織了人民協會，那是個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願社會組織的法定機構。這些組織從棋會、體育俱樂部到音樂、芭蕾舞、繪畫和烹飪班等等，教人學習技藝，從事有益的活動。我們要讓人們做些有用的事，使他們站到奉公守法這一邊。

　　我們興建了100多個民眾聯絡所，在市區裡興建大型的，在鄉村裡則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娛樂中心——讓人們打乒乓球、打籃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機和電冰箱修理課、手藝課。每個中心都有個全職的組織秘書負責管理，照顧附近居民的需要。為了監督起見，社會福利部改為社區發展部。

　　我們計劃組織建國隊，接受失業的青年男女，讓他們穿上類似軍裝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裡，教他們耕種、修路、砌磚和建築，目的是讓他們遵守紀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們不致流浪街頭。

　　但是我們也必須讓已有工作的人們守紀律，因為我們迫切需要控制受共產黨人控制的工會，制止它們進行政治罷工。因此我們需要儘快成立一個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亞的勞工關係不錯，主要是由於實行強制仲裁，制止了工業上的不安寧。我們於是找澳大利亞政府，他們派勞工部常任秘書來幫助我們。仲裁庭成立之後，我們的部長可以下令把任何嚴重罷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諸如交通和公用事業等提供基本服務的部門的罷工。一提交之後，在等待仲裁期間，工會如果繼續號召工人停工將作非法論，工會註冊可能被吊銷。此外，在罷工之前必須進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發表煽動民心的演講之後舉手表決。舉手表決的情形我見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們跟共產黨人抱著同樣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落後是由於婦女並未得到解放；必須讓婦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樣的教育，能對社會做出全面的貢獻。在競選期間，我們曾經利用分配給我們的以四種語言(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發表政黨廣播的機會，提出有關婦女權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個人民行動党女黨員能發表英語演說。芝在李與李律師館面試了兩名候選人的妻子之後，到我辦公室來說，她們演講語氣太軟了，不夠堅強。當時我正在跟慶瑞和拉惹討論事情。芝離開後，慶瑞和拉惹建議由芝去說。我徵求她的意見，她猶豫了一陣子，終於同意。拉惹草擬了初稿，讓她改寫，聽起來像是自己的話。她修改了，經過中委會批准，譯成其他語言。這篇講稿她用英語在馬來亞電臺發表。

　　§推出五名女候選人

　　有一段講話非常重要："我們的社會仍然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認為婦女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都比不上男人。這個神話被用來作為剝削婦女勞動的理由。許多婦女跟男人從事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同樣的報酬……在這次選舉中，我們推出了五名女候選人……讓我們向它們(其他政黨)表明，新加坡婦女對它們的裝聾作啞和插科打諢感到厭倦。我呼籲婦女投人民行動黨一票。行動黨是唯一有理想、誠懇和有能力落實競選綱領的政黨。"

　　這是認真的承諾，否則我不會讓妻子到電臺去廣播。我要早日落實這項承諾，這就意味著總檢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員得儘快進行工作。他們尋找其他國家的先例，制訂了婦女憲章，一年內通過了，成為法律。憲章規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過去人們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蘭教允許穆斯林有四個妻子。憲章內容是全面的，它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卻改變不了父母不願生女兒，盼望生兒子的文化偏見。

　　此外還有多項措施不必怎麼策劃，就能輕易地爭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內政部長身份發出的一系列"反對黃色文化"禁令。"黃色文化"指的是19世紀使中國蒙羞受辱的道德墮落行為和社會不正之風：賭博、抽鴉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賣女為娼、腐敗貪污以及裙帶關係。反對"黃色文化"的精神是由來自中國的教師帶進來的，他們向我們的學生和家長灌輸民族復興的精神。他們帶來的教科書，無論是文學、歷史還是地理，這種精神在每一章裡都流露無遺。左傾的華文報新聞記者給熱烈讚揚革命中國的誠實、清廉和生機勃勃的報道迷住了，寫文章強化了這種精神。

　　王邦文迅速採取行動，表現出的清教徒的熱忱勝過共產黨人。他下令肅清華族私會黨歹徒，宣佈禁止色情作品、脫衣舞、彈球娛樂場甚至肉麻的歌曲。這樣做除了使失業人數略微上升、新加坡對遊客吸引力不那麼大以外，沒什麼壞處。但一向是新加坡過客的水手和海員，很快就找到了在島上更隱蔽的地點提供的這類服務，我們就當作沒看見。賣淫活動依然在暗地裡進行，我們沒去管它，因為除非我們採取多半無效的愚蠢行動，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們最有意義的一項計劃是爭取在一年內讓所有兒童都有機會上學。我的襟兄楊五麟擔任教育部長，他的表現使我們感到自豪：他一分為二，讓所有學校同時開上下午班，12個月內便使入學學生的人數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計劃培訓師資，把許多資深教師擢升為校長。他也開辦成人教育班教馬來語(現在成了國語)，開展華人識字運動，用華語作為所有華族方言集團的共同語。人們希望自己日益進步，前景越來越好，我們便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學上這是好事。共產黨人曾經這樣做過，我們再度採用已經被對手證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眾運動那樣，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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