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熱公爵夫人(9)_巴爾札克

九

　　如此說來，聖日耳曼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公館富麗堂皇，花園很大，到處安謐寧靜，與其往日擁有的大量地產十分相稱。一個階級與整個都城之間這一空間距離，難道不是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的二者之間應有的精神距離麼？世間萬物，頭占首要地位。萬一某個民族將其首腦打翻在地，它遲早會發現，它已經自我毀滅了。各民族不願死亡，於是要設法再生出一個頭來。一個民族再也無力使頭再生時，它就要滅亡，如同古羅馬、威尼斯及許多國家已經滅亡一樣。其他社會活動領域與上層社會之間風習各異所帶來的差別，對貴族階級頭面人物來說，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義。不論什麼國家，不管「政府」以何種形式出現，一旦貴族失去了絕對優越的條件，他們就變得軟弱無力，民眾就會立即將他們推翻。民眾總是希望財富、權勢和行動掌握在貴族手上、心上、頭腦中。言談、智慧和榮譽，沒有這三重的權勢，一切特權都會煙消雲散。各層民眾，如同女人一樣，喜歡任何統治他們的人強有力，如果沒有幾分敬畏，他們的愛情便無法維持。誰不令他們肅然起敬，他們是不會對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視的貴族，正如同懶惰的國王、女人氣的丈夫一樣，因為無能，才變得無用。所以，大人物均與民眾隔離，且有其獨特的風習。一言以蔽之，貴族集團的一般舉止習慣，是真正權勢的象徵；而他們失去權勢時，這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

　　聖日耳曼區之所以暫時被壓倒，就是因為它不肯承認，要存在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其實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麼難事。它應該象英國貴族那樣，誠心誠意地及時看到，各種制度都有其多災多難的年頭。到了那種時候，同樣的詞句已經不具有同樣的含義，同樣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政治生活條件完全改變了形式，而實際內容並沒有根本改觀。這些思想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段豔史基本上發揮了這些思想。在這個故事中，它既給原因下了定義，也為事實提供了注解。

　　莊嚴雄偉的貴族宅邸及高樓大廈，內部處處富麗堂皇，陳設精美華麗，構成了一個「場地」。還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運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動其中，從不受到任何冒犯；慣于從來無需降低身分去計算日常生活細小開支，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總之，貴族的傳統習慣所賦予他的社會力量，他的對手即使通過學習、再加上堅韌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難與之抗衡。一個從童年起即擁有這等特權的人，一切都應該使他的心靈變得高尚，給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碼的功效也應該是具有與其高貴姓氏相稱的高尚心靈。從某幾個家族來說，確實如此。在聖日耳曼區，這裡那裡，也會遇到行為高尚的人。但這只是些例外，從反面證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這普遍的自私自利，導致了這個特殊階層的失勢。法國貴族獲得上述那些優勢，正象一切貴族的精華都獲得了這些優勢一樣。只要他們將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領域」之內，各國的上層就會產生貴族的精華。無論是在地產領域也好，還是金錢領域也好，都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唯一堅實基礎。然而，只有在民眾同意給他們這些優勢的條件下，只有在他們自己能保持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各式貴族才能保住這些優勢。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世襲領地，其「隸屬權」屬領主。這裡所說的領主，今天自然就是民眾。時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過去一個方旗騎士，穿上鎖子甲、長矛揮舞得好、出示長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個方旗騎士則需要表現出智慧。過去只需要膽量的地方，今天則需要肥碩的大腦。藝術、科學和金錢形成了社會三角，權力的盾形紋章就鑲嵌在這個三角之中，現代的貴族也必須從這裡產生。一個重要的定理與一個高貴的姓氏具有同等的價值。羅特希爾德家族，這當代的富蓋家族①，事實上是王子。

　　①富蓋家族是沃斯堡的銀行家，從前是德皇查理五世（1500—1558）的債權人。羅特希爾德兄弟，猶太銀行家，于一八一二年在法國定居，在七月革命後的法國社會中極有權勢。

　　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事實上是一個寡頭，他代表著整個世紀，而且幾乎總是成為法律。因此，能言善辯，作家的絞盡腦汁，詩人的天才，商人的韌性，將多種光彩奪目的優點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堅強意志，將軍的利刃，這些可以單槍匹馬征服整個社會並強加於社會的本領，當今的貴族應當集所有這一切之大成，努力攫為己有，正如往昔貴族階級壟斷了物質力量一樣。為了保持一國之首的地位，難道不需要一貫稱職地領導國家，成為國家的靈魂和精神，才能使國家聽從指揮麼？沒有發號施令的本領，怎麼能牽著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備手執權杖的軍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帥的權杖又有什麼用呢？聖日耳曼區曾經玩弄權杖，以為那就是全部權勢。它完全顛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詞序。它本來應該將刺激平民的貴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權勢，結果卻讓資產階級抓住了權勢，自己死死抓住貴族家徽不放，而且總是將自身居於數量劣勢而不得不服從的必然規律忘在腦後。人數勉強占社會千分之一的貴族階級，當今也好，往昔也好，都應該大量增加其行動手段，以便在出現重大危機時，能夠以同等的力量與民眾相抗衡。在當代，行動手段應該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歷史的回憶。不幸的是，法國的貴族依然沉醉在已經煙消雲散的往日權勢之中，死死抱住那種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態度。其實用這種態度它很難自衛。也許這是整個民族的缺陷。法國人從不向下看，總是從自己所處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進：他自己不斷上升，卻難得可憐不及於他的不幸的人，總是抱怨在他之上還有那麼多幸運兒。這一點，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雖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寧願聽從理智。這種民族的本性使法國人總是向前邁進，這種虛榮心也漸漸損害了他們的前程，但卻絕對地支配著他們，正如節約的原則支配著荷蘭人一樣。這一本性統治貴族階級已達三百年，從這一點來說，法國的貴族階級是地地道道法國式的。聖日耳曼區的人，一向以其物質方面的優勢推斷自己在智力方面亦佔優勢。法國的一切都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因為建立聖日耳曼區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君主政體離開凡爾賽宮那一天便開始了的貴族革命。自那時以來，除幾段空白以外，聖日耳曼區一直依賴著政權。他們以為，即使將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聖日耳曼區：一八三〇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於此。那時，聖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紮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於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於對其利害關係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們貪圖並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確有把握的未來。產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

　　這些上層人士極力在他們與本國其他人之間保持肉體和精神上的距離，其全部致命後果就是：四十年來，在貴族階級中培養了個人情感而毀滅了作為社會階層的愛國主義。往日法國貴族龐大、富有、有權有勢的時候，貴族老爺們在危難時刻能夠從他們之中選出領袖人物，並且服從這些人領導。待他們變得微不足道以後，簡直就無法接受紀律的約束了。正如後期羅馬帝國一般，人人都想當皇帝；由於他們的弱點，覺得都是彼此彼此，於是便自以為全都高人一等。每個家族，或者由於革命而破產，或者由於財產分割而破產，只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財致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這是大錯特錯。金錢也一樣，它只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標誌而已。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著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著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本來這些習俗只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時，那就是低級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〇年他們只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聖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復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財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現在只能是寡頭政治的時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①。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眾心甘情願。即使關係到民眾的幸福，也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德·拉瓦爾公爵②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於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〇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產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著中產階級鼻子走，並且逗得它高高興興。

　　①常常是平民的姓氏。

　　②即德·蒙摩朗西－拉瓦爾公爵（1747—1817），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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