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慶曆四年四月

慶曆四年四月

　　夏四月癸巳，詔廣南東西、荊湖北路轉運提點刑獄，比者群盜結集，未盡捕滅，其體量逐路配軍編管人內，有兇惡不可存者，徙配近裡州軍。

　　甲午，上謂輔臣曰：「前調發軍士，往湖南捕捉蠻賊，方夏瘴熱，罹疾者眾，宜令醫官院遣醫學一員，馳往診視之。」

　　乙未，監察禦史裡行李京言：「近聞契丹築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徙緣邊生戶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絕歸漢之路，違先朝誓書，為賊聲援，其畜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方修河北緣邊故滿城、陰城，再盟之後，尋即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二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丙申，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道、永州猺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仍撫存其家。」此或用餘靖奏議也。

　　澤州刺史、冀州鈐轄劉澄為左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權判左金吾街仗司、甯州刺史、高陽鈐轄周榮為左千牛衛大將軍、端州刺史，並以本路轉運使言其罷老不任事也。

　　諫官孫甫言：「竊聞劉滬等修水洛城，而涇原副部署狄青以滬等不聽令，並枷送德順軍。此獄系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處置何如爾？昔曹瑋嘗欲修其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師，會邊防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來，邊臣亦屢有營度者，蓋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鄭戩為四路部署，與劉滬等具上修建之利，而滬等入生蕃界，服其眾，漸立城堡，朝廷已賞其功矣。近聞韓琦等宣撫回，以修城雖有利，慮生蕃難制而功莫就，乞且罷其役。戩固請城之，且言滬等招得生蕃，皆願借耕牛以助播種，又城中有榷酤之利，可以贍軍事，苟不行，滬等雖誅毋悔。緣狄青之意，元與鄭戩不同，戩既罷四路，青以韓琦等所奏，便抽還水洛城援兵。滬等自謂已見功緒，止乞留兵以畢其役。若便坐以違主帥之令，則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稟朝廷之命，領千餘兵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鬥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帥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不無怏怏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

　　餘靖言：「凡不受大將節度者，謂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著於軍法，以一其眾。今劉滬因修城堡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留，不可同論。況水洛城據隴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瑋在秦州，固已經營，及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戶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滬一戰而服數百千戶，因其勢而城之，雖留援兵，不足為罪。狄青所執，但以築孤壘於生羌之中，恐賊昊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滬等異同，因其忿而執之爾。朝廷若欲伸大將之令而罪滬等，則滬以威信招納戎人，戎方來歸，而謀者獲罪，今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間，均是害焉。臣愚以為生羌利我交易，因滬招撫故獻其地，非滬不可守也；滬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矯制及違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為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效。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案，特與疏放，無使羌戎因此疑貳。此據餘靖諫草，附見，實錄無有也。

　　歐陽修言：近聞狄青與劉滬等爭水洛城事，枷送滬等德順軍。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極多。韓琦等自陝西來，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恐難得而成。今滬能得之，又有以城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之：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沮狄青而釋劉滬，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緣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

　　劉滬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奪身力戰，然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複叛，則自今邊將，欲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成之期，兼緣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

　　自陝西用兵，諸將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在秦州，嘗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後誰肯於邊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

　　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援秦州，而須渭州芻糧之助。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城得成，他時狄青怒滬之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緩急不為之力，則必須複失。此其不便四也。

　　若遂移青于別路，則是因一小將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也。

　　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眾，蓋初有所稟。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實錄以修疏系四月六日丁酉，今並附五日丙申孫甫、余靖後。

　　丁酉，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寶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橫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沖，足為控扼。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平區希範，乃自京西召見，遷秩而遣之。

　　諫官餘靖言：

　　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乃未盡施設，今遽舍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別路更有盜賊，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

　　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遊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載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才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采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采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也。」惟陛下圖之。

　　諫官言館職闕人，即乞朝廷先擇舉主，方許薦人。詔今後館閣闕官，即據合舉人數，降敕委學士院與在京龍圖閣直學士以上，或舍人院與在京待制，同共保舉有文字德行官員，具姓名並所著述該時務文字十卷以聞。會要慶曆四年四月六日事，實錄無有，當考。諫官姓名，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癸未詔更詳。

　　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

　　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複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奸，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

　　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於是為黨論者惡修，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複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党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佈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此一節恐在修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上謂輔臣曰：「上封者以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其利害如何？」章得象對曰：「麟州四面蕃漢，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故一路困於饋運。欲更其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另置一城，亦可紓其患也。」乃命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于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比歲課益虧，並下修計度之。（鐵錢及礬二事，修集有礬奏狀，而實錄及本志並不載。）

　　省鄆州通判一員。

　　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修起居注。修注在十一月。

　　知永興軍鄭戩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趨德順軍，追攝知水洛城劉滬及本部勾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稱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移文報洙。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圖陷滬等。一旦用兵，擒脅下獄，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仇殺，別生邊患，惟深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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