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食貨志(2)

食貨志(2)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核，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於術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喂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禦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

　　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並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

　　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余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複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並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群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逾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余家，常于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煉鍛為刀，送於武庫。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

　　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樑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采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並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鬥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並船上複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

　　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為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于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雲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征。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征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禦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

　　尚書崔休以為：「刳木為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為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為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為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跡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闕）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複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

　　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疏通鹹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

　　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鬥。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產，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並、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饑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眾。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複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複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共國用所須，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複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強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為廣。自爾沾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防奸息暴，斷遣輕重，亦准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

　　於是複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

　　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

　　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准式者，時被敕雲：『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複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

　　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

　　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今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何依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鬥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

　　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

　　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穀有銅礦，計一鬥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鬥，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鬥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礦，計一鬥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

　　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

　　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奸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複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准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准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群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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