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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哈爾濱(1)

在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只有幾個年輕些的人還有點興趣談天說笑，願意跟看守員打打「百分」，其他的人則很少說話，即使說起來聲調也不高。車廂裡大部分時間都是沉寂的。有不少人夜裡睡不著，白天吃不下。我雖然不像回國時那樣恐怖，卻仍是比任何人都緊張。這時，正是朝鮮戰場上的美國軍隊逼近了鴨綠江，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抗美援朝不久。有一天夜裡，我見溥傑跟我一樣睡不著覺，便悄悄地問他對戰局的看法。他死陰活氣地回答說：「出國參戰，簡直是燒香引鬼。眼看就完啦！」我領會他所謂「完啦」的意思：一方面指中國必然吃敗仗，至少東北要被美國軍隊佔領；一方面擔心共產黨看到「大勢已去，江山難保」，先動手收拾我們這批人，免得落到美國人手裡去。後來才知道，這是當時犯人們的共同想法。 　　到了哈爾濱，看到管理所的房子，我越發絕望了。管理所的房子原是偽滿遺留下來的監獄，看見了它，大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滋味。這所監獄是經日本人設計，專門關押「反滿抗日犯」的地方，共兩層，中心是崗台，圍著崗台的是兩層扇面形的監房，監房前後都是直徑一寸的鐵欄杆。由洋灰牆隔成一間間小屋，每屋可容七八人。我這屋裡住了五個人，不算擁擠，不過由於是日本式的，只能睡地鋪。我在這裡住了大約兩年，後來聽說拆掉了。剛住進去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偽滿時關在這裡的「犯人」很少有活著出去的，不過單是聽到那鐵欄杆的開關聲，就已經夠我受的了，這種金屬響聲總讓我聯想到酷刑和槍殺。 　　我們受到的待遇仍和撫順一樣，看守員仍舊那樣和善，伙食標準絲毫沒有變化，報紙、廣播、文娛活動一切如常。看到這些，我的心情雖然有了緩和，卻仍不能穩定下來。記得有一天夜裡，市區內試放警報器，那淒厲的響聲，在我腦裡久久不能消失。一直到我相信了中朝人民軍隊確實連獲勝利之前，我總認為自己不死于中國人之手，就得死在美國飛機的轟炸中。總之，我那時只想到中國必敗、我必死，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結果。 　　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從報上看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取得第一次戰役勝利的消息，當時誰也不相信；到了年末，第二次戰役大捷的消息來了，中朝人民軍隊把美國軍隊趕到三八線附近，我們還抱有很大的懷疑。過了年，有一天一位所方幹部站在崗臺上，向大家宣讀了中朝軍隊光復漢城的新聞號外，各監房爆發出激烈的掌聲。那時我心中仍舊半信半疑。二月間，報上公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所方恐怕引起我們驚慌不安，停止我們閱報，我們不瞭解內情，便斷定是在朝鮮前線打了敗仗，懷疑以前的捷報全是假的。我由此認為自己的厄運快來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鐵門聲驚醒，見欄杆外來了好些人，從隔壁監房裡擁著一個人走出去。我認為這必是美國軍隊逼近了哈爾濱，共產黨終於對我們下手了，不由地渾身戰慄起來。好容易度過了這一夜，天亮後聽同屋子的人議論，才明白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原來前「四平省長」老曲半夜小腸疵氣病發作，看守員發現後，報告了所長，所長帶著軍醫和護士們來檢查了一下，最後送他進了醫院。我當時由於恐懼和聯想，弄得神魂顛倒，所以只看見軍裝的褲腿，竟沒看見醫生和護士們的白衣衫。 　　這個誤會的解除並沒給我帶來多大的安慰。我怕聽的除了夜裡的鐵門聲之外，還有白天的汽車聲。每逢聽見外面有汽車響，我就疑心是來裝我們去公審的。 　　我白天把精力放在傾聽、觀察鐵欄杆外邊的一切動靜上，夜裡時常為噩夢驚醒。和我同屋的四個偽滿「將官」，情形不比我好多少。他們跟我一樣，飯量越來越小，聲氣越來越低。我記得那些日子，每逢樓梯那邊有響聲，大家都一齊轉頭向欄杆外窺探，如果樓梯上出現一個陌生面孔，各個監房裡一定自動停止一切聲息，好像每個人都面臨著末日宣判一樣。正在大家最感絕望的時候，公安機關的一位首長來到監獄，代表政府向我們講了一次話。聽了這次講話我們才重新看到了生機。 　　這位首長站在崗台前對著各個監房講了一個多小時。他代表政府明確地告訴我們，人民政府並不想叫我們死，而是要我們經過學習反省，得到改造。他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的政權下，多數的罪犯是可能改造成為新人的。他說共產主義的理想，是要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會和改造人類。他說完，所長又講了一會兒。記得他說過這樣一段話：「你們只想到死，看什麼都像為了讓你們死才安排的。你們可以想想，如果人民政府打算處決你們，又何必讓你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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