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公田之置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于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于外，盜賊窺伺于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諭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於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原注：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禦史虞毖、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緒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禦史舒有開劾之，罷歸。

　　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于經孫所言者。」因曆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複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于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苪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余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楮，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千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誥，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圭、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複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鬥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

　　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台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決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鹹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季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今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儘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厘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于宋亡，遺患猶不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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