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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亮恢復之議(2)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鐘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系,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于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

  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洩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雕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

  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禦正殿,痛自刻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日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于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

  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俊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攖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

  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于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

  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于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事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徵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

  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複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于東南。

  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台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洩而無餘矣。故谷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

  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複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襄常雄于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洩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洩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洩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甯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

  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

  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于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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