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貨志·茶(2)

茶(2)

　　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余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複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荊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複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

　　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摭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浸壞。

　　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複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複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並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奸，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並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複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複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久之，上書者複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于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禦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複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複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複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于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于河北，不數年間，茶法複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鬥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複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余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複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奸。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置之重罰。」

　　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于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範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複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裡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綢、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余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才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

　　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

　　「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逾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

　　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並本息歲課亦只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徵稅無彝准，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麋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

　　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諮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複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党，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置明刑，無或有貸。」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徵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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