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貨志·茶

茶(1)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複州皆置務，後建安、襄複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嶽、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余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余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務鬻之。

　　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卷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嶽、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荊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

　　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饋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

　　淳化三年，監察禦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為言。七月，複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

　　初，商人以鹽為急，趨者甚眾，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榷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為保任，詣京師榷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厘以上罰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于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並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浚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

　　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並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複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禦史中丞淩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于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余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並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

　　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余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余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複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遊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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