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河渠志·黃河(3)

黃河(3)

　　神宗熙甯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裡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裡，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沖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並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禦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睹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

　　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禦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

　　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裡之內，相去尚近，地勢複東高西下。若河流並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沖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沖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

　　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裡，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使決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裡，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

　　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並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禦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複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複，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捨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堤防未立，閉口修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複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

　　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堤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並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腳已牢，複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于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並于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並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

　　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向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

　　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裡許家港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堤防利害。時方濬禦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禦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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