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河渠志·黃河(2)

黃河(2)

　　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賙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埽減水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堤。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堤於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堤。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二年七月辛酉，河複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

　　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于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于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蒼皇，群議一搖，尋複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複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余裡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于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複，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裡，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盪，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複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堤，浸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台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

　　修又上疏曰：

　　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複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複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複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雲，可以全回大河，使複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

　　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複。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複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複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複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複，所複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裡；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複屢決，理不可複，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科，但雲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雲銅城以東地勢鬥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雲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複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複，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

　　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複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

　　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堤之患。

　　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昌議，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複決，溺兵夫、漂芻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幹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禦名有嫌，而大興臿斫，非便。」詔禦史吳中複、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為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

　　五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裡，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裡』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甯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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