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食貨志(2)_學達書庫

食貨志(2)

　　咸甯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

　　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鐘。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複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谷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複入數十萬斛谷，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預又言：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複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複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湓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朝廷從之。

　　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複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

　　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鬥，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于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元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騑、桓彝開倉廩振給，並省眾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並兼，雖皋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複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鐘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于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余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余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鱉，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僣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複。」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帝。五銖漢貨，言漢當複並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複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奸。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複止。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義，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

　　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湣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列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

　　帝竟不鑄錢。

　　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複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

　　《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于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秏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鐘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廩充溢，或糧靡並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

　　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複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誡也。

　　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谷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

　　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于廢錢。

　　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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