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變新法_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哲宗變新法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戶部侍郎李定取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領事，並提舉京城所課利條析以聞。

　　五月乙末，並罷提舉汴河堤岸司。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詔尚書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納支錢窠名取旨。

　　舊錄雲：先帝以濁流入汴澱淤湍急，都人有水憂，乃導洛通汴，置司提舉，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應。吏並緣為奸，至逃亡破產，民患之，乃等第納錢，免充行役，以錢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於民，民得不擾。至是，奸臣欺罔簾幃，以為非是。時先帝崩才越月，變亂法度由此始。其後事無小大，悉更革。上未親政也。新錄辨曰：神宗皇帝嘗詰興利之弊曰：「事太傷鄙，有害國體。」蓋深責有司之過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詔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為救患，免行錢本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於興利之舉。至是，詔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濁流入汴」至「未親政也」一百一十六字並刪去。

　　又詔：「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支價錢撥買，配填河東、鄜延、環慶闕馬軍分。自今府界並京東等路養馬指揮並罷。」(余見《保馬》）又詔：「在京並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貨等場並罷。在京委監察禦史黃降、駕部員外郎賈種民；京西令本路轉運副使沈希顏；泗州令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路昌衡點磨物數，會計當職官夫交割樁管，條析措置結罪事件以聞。」詔曰：「恭以先皇帝臨禦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厲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下，垂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為煩擾，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佈富惠；或妄意窺測，怠於舉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諭中外，以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禦史台察訪彈劾以聞。」

　　舊錄雲：時蔡確等慮法浸改廢，故降是詔，然卒弗能禁。新錄辨曰：蔡確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當，過為煩擾，寔惠不孚，則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則身必不安於位。是語誠確等有以啟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愛民，而飾確之謀，以欺後世，今合刪去。呂大防《政目》詔有司奉行先帝詔旨失當事以聞在八日。

　　丁醜，禦史中丞黃履言：「福建鹽法，惟邵武軍、汀州受數為重。邵武縣近以鹽多民匱，難於出糴，遂以人戶產錢紐定賣鹽，不循朝旨鄉鋪之法。至於建甯、光澤等縣，其弊亦然。汀、劍、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體量。」監察禦史安惇言：「福建轉運副使王子京擘畫官賣臘茶歲三百萬斤，訪聞抑認。乞委官採訪。」遂詔：「先帝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當加考核，其煩急掊克與曠弛不職者，當有所懲。去歲已詔修立分遣郎官禦史察舉之法，可依先帝詔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監察禦史陳次升，福建路遣監察禦史黃降。」乙酉，樞密院言保甲（詳見《保甲》）。己醜，司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淚，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詗邏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佈，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眾情，久在聖度。四海群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負萬死。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複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急務，厘革所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又曰：「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群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為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時人誰複非之者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

　　五月丙申，戶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聞奏；又奉聖旨，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詔：「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場，京東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廣濟河船渡、京城諸處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園並依舊。方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西面市、牛圈、垛麻場、肉行、西塌場各廢罷，令賈種民等依罷物貨已行指揮堆垛般運。東南及西河客人物貨亦廢罷，其見差官吏人等並京東西收力勝錢，並仰賈種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聞。洛口兩岸灘地，令提舉京西北路常平張綬相度措置聞奏。其依舊去處已前，並向去及廢罷窠名，所收課利，並于內藏庫送，別作帳樁管，以備朝廷支用。」綬言：「洛口兩岸灘地，除系官者量減二分租錢外，餘依舊輸稅。」從之。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都水監，專一製造軍器所隸軍器監。

　　舊錄雲：先帝導洛入汴，繕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辨曰：「導洛水、造軍器，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所置司，不當歸之有司邪？始則專置一司以核實，既就緒，當有統屬，故各歸所隸，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二十九字並刪去。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待郎。光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並請更張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卒，萬一饑饉，盜賊群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複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體甚盛，何為而不可？」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竊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願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而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複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于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土為場，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器，習擊刺之事，豈非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群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廄；河北保甲漸亦作過，淩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于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地，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聖慮，詳酌施行。」癸未，詔戶部：「提轄拘摧市易錢物，准歲除放息錢外，其合納本錢，特與轉限三年。」戊子，呂公著既上十事（見《複用舊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維簡諭公著：「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庶政，何者為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庚寅，公著複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民力為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群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眾。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眾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眾庶稍得安業，無轉為盜賤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二路保甲，猶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略陳大概，其他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駭物聽，而宜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兩制、台諫官，誠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職，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為矣。」

　　八月己巳，詔青苗不許抑配（詳見《青苗法》）；差役（詳見《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丁醜，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乙酉，詔罷方田（見本事）。

　　十二月辛未，罷後苑西作院。丙子，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己醜，司馬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神宗繼統，材雄器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于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跡，不知合變，竟為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捃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孔、桑複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民為保甲，使舍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馬，使賣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干預。舍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機械陣圖，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榷取，坐列販買，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孫破其家；及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谷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送。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於是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剪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戎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實封狀、買坊場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知其為天下公患，眾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又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皆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複。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過水旱大饑，盜賊群起，共為國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劉摯言：「神宗皇帝以仁聖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複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弊，相為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詳見《役法》)市易務（詳見《市易》）。甲辰，監察禦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之法，流害數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丙辰，戶部言：「相度河北鹽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複行舊法通商。」從之。

　　二月丁卯，承議郎章元方言：「兩浙每歲舊買鹽本錢，嘗以三千萬貫為額，近來又以四十萬貫。雖本數有加，而計利益寡。刑嚴賞重，私鹽盜販，州縣積壓巨萬。欲乞廢罷諸處買場，將見管亭戶，召情願分等，令每月納淨利錢，許依舊停池煎鹽出賣。余人願納錢煎鹽者聽，仍許通商，於所過州縣輸稅。」詔本路轉運司相度以聞。複州縣（見《神宗朝度複郡縣》），議詩賦、經義、賢良方正、明法等科（見《貢舉》）。

　　閏二月甲午。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盡知天下錢谷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谷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谷，非尚書奏請得指揮，不得擅支。諸州錢谷、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曰前三司所管錢谷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

　　是日，詔尚書省立法。司門郎中呂陶言：「初，熙寧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閔、劉佐等起請，盡數榷買川茶，收息出賣，遠方不便，本州茶戶累有陳數。及堋口茶場減價，虧損園戶，臣嘗三具論列，已蒙施行。從來李稷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論奏。後來浸生弊害，歲月愈久，為患愈深。近聞遣使人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狀，並今來條析利害，伏乞詳酌指揮。」詔劄與黃廉。

　　甲辰，戶部言：「陝西轉運副使呂大忠言：『臣僚上言，解鹽兩池，自來通行貨賣。今京西轉運司設官置局，使民間不得貨賣，頗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貼價錢一貫或五百文，並京西轉運副使範純禮相度到本路增收貼價錢無數，乞依舊法，許令通商。將來見在鹽井鈔，令本路依客例變轉，撥還逐處。」從之。庚戌，戶部言：「廣南西路桂州修仁縣等處茶貨，昨劉何逐年差官置場，收買出賣，收息止及一萬餘貫。臣遠方因此茶價增長，有妨民間食用，乞依舊放令通商。所有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廣西路榷茶指揮更不施行。」從之。辛亥，詔以劉贄所言乞罷坊場新法，及創增吏祿，付韓縝等相度以聞。先是，劉贄言：「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行寢罷，尚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賣之鋪戶。自去二月，逐禁止鋪戶不得置磨。然都下雖禁，猶有府界縣鎮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腳費，津置出入。至當年七月，遂並府界一切禁其私易，於是商賈以茶至者，觸藩抵禁。須至中賣入官，而又使牙儈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價。留滯邀遏，其狀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額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瀦民田，被害者數邑。伏望聖慈早賜，出自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以寬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愛天下之意。」丙辰，詔在京水磨茶場廢罷，其結絕官物等，令戶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詔禦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覿、刑部郎中杜紘將《開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贄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廣其意，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為今日之患切於人情者，莫甚于《元豐編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於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祿條。

　　五月戊辰，詔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見《學校》）。

　　六月辛卯，監察禦史陳次升奏：「熙甯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顧此意，惟務刻削，以為已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益不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甯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創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致過有誅求，而民無搔擾之患。」癸巳，戶部言：「百姓昔年請鹽，謂之蠶鹽。及至采蠶之時，大有所濟，然後隨稅納錢入官。昨因言者罷所偯蠶鹽，止令百姓虛納錢，于義未安。請依舊偯蠶鹽。」從之。庚子，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並罷將兵官。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久闕雨澤，賊盜頗多，州縣全無武備，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悉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諫王岩叟言：「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材薦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複內外官司舉官法，以允公議。」

　　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禦史台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自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于程文，不但奔馳之遠，滯留之久，顧豈其心哉？祿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崇教導之選，為天下勸。」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呂公著家傳》雲：文靖公之當國也，每搜訪四方利害，有可以施捨使民者，手筆記錄，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數十事。其後漫益多。至是，始盡貸青苗、市易息錢及其他逋負，貧不能償者，凡蠲放數百萬。官吏坐違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並聽收敘。總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歡呼。以為新天子赦令以憂民為意，無不稱慶。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諫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許引有服親人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為恩幸，可謂厚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勵大臣裁抑僥倖，杜絕姑息，棄舊例，禁換法，複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清四方。」詔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聞。於是試給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諸房，緣事陳乞，件數不多。近年酬獎，乃有歲歲轉官者。其他因事陳乞，率多如請，比治平以前，委是過厚。今將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看詳，參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條。」從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坊場一事，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定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價直，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余欠尚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困貧民，因而朘削，或系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何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廣先志，遍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為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見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為簡易，不力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義郎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歸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見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提點河東路刑獄。商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便議變更？又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軾得之，

　　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黜之。

　　此據新錄《商英傳》及邵伯溫《辨誣》修入。邵伯溫作《章惇傳》雲：「惇既拜相，薦蔡卞為右丞，林希為中書舍人，商英為諫官。蔡卞為王荊公復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為置己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自中書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為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內翰子瞻雲：『老僧欲住烏府，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孫抃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為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雲。」

　　八月癸未，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揮、廣武左第三軍第二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六指揮，會一歲廩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

　　九月壬申，戶部請立明狀增錢買坊場法，從之。

　　十月庚子，範純仁言：「竊見賞功舊格，其間亦有未盡便合行修正者，皆隨事便行改正。陛下臨禦之初，將臣方立功效之際，賞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鬥志，後雖有改更，眾人未信，必于邊事有損，追悔莫及。伏望指揮三省、樞密院，應今來推賞舊格中，有人情不便者，即且據事改，令均當行下，仍一面將舊格別行修正，庶幾不誤聖政，邊事早了。」詔裁定軍功賞格。

　　三年正月庚戌，複廣惠倉。丁巳，詔改封樁錢物庫為元佑庫，隸尚書省左、右司。

　　四年三月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臣待罪近輔，再歷年所。近與同列奏事延和殿，兩蒙宣諭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盡心，略有成法，惟以久遠守之為念。又聖慮深遠。因論及他日還政之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異。若萬一奸邪複進，熒惑動搖，則反覆可憂。然辨別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領，臣退而歎息歡喜以為愚。臣平日之所懷為國遠慮者，正在此事。未及上達。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臨禦以來，法度之難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傳於無窮，可謂備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黨皆失意怏怏，自相結納，睥睨正人，腹誹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紳之間，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確、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寢食寒心，獨為朝廷憂也。」又曰：「其所進之說，臣竊料之，其大者必為離間之計，此最易人易聽，而其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說，其一曰：先朝造法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此二說者，自人情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義理而考之，則無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市易之類，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順人心、救民命耳。試考察今日百姓安與不安、便與不便，則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見矣。若謂凡繼體之君，於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則古聖帝明王繼政而有改者，皆非邪？夫立政之違民，改之是也。而異論者非之，以謂改父之道，此豈公議哉？是讒間之說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擁佑開導，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為正，如何為非，日夕講論，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鑒古事，體漢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異論，不可得而人；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無疑於心，無怠乎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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