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範條奏十事_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富範條奏十事

　　慶曆三年三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候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它人為代。」

　　四月甲辰，以陝西四路馬軍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戩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言，不許，乃就道。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伏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矣。」又曰：「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於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七月丁醜，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先是，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鹹言：「參知政事王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遂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攜誥命納於帝前，亦不拜（弼辭樞密詳見《富弼》）。甲申，以范仲淹為陝西安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師，第先移文陝西雲。

　　八月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複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複為樞密副使。癸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為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逾月皆未行。琦言於上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無勞往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於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外裔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選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傳刪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為第八，《重命令》為第九，《減徭役》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行，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耳。

　　十事據仲淹正傳及政府奏議，其附傳並《實錄》皆無之。《實錄》於十日丙子，載仲淹、弼答手詔條上七事，其四曰《擇官長》，即附見丙午。又壬戌日載曆勘年限，蓋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載試館職法；丁亥，載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僥倖》也。壬子載均公田，乃第五議。又明年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其八曰《減徭役》，見五月己醜。餘六、七、九、十並未詳。

　　十月，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其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皆已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系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張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葉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陛下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

　　慶曆四年四月，《朋黨論》（見《富範等以朋黨見讒》）。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已自陝西還，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見《經略西夏》）。是日，琦與仲淹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

　　六月，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富範等以朋黨見讒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明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複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奸，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於是為黨論者惡修，擅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複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党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佈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

　　此一節恐在修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往河東議廢麟州利害及晉州錢礬事。

　　六月壬子，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思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

　　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正傳謂仲淹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此當時之論，小人謗仲淹及弼，故雲爾。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刪潤，庶不失事實。正傳但雲：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漫聞於上，會塞下有警，仲淹因與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宣撫陝西、河東。今據弼自敘雲爾。西界會兵討呆兒族，亦據弼奏議。國史及仲淹墓誌、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蘇轍《龍州別志》雲：範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勵過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申公既老居鄭，相遇于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為之愕然。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乃信之。按：轍所言未必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於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魏泰《東軒雜記》亦雲，今並不取。

　　是月辛醜，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其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人

　　多指目介。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良，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禦史采察以聞。」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介去太學，《實錄》不記其時，今據尹洙與田況書，雲蔡、石相次補外，因附見十月未，更考也。

　　慶曆五年正月乙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才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跡甚明，乞早廢絀，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

　　明逸疏據《墨史》本傳。仲淹遽上謝表據《記聞》。然司馬光蓋得之龐籍，恐未可信，更須考詳。仲淹謝受邠州表，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願陳寇敵之機。疑仲淹再表必是請對，故得象之讒得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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