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議樂·景祐初議_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仁宗議樂·景祐初議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按試王樸律准。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准，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磐，剗滌考擊，用律准按試其聲，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燕肅等上考定樂器並見工人。戊午，禦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乃進言：「王朴律准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鐘則為仲呂，擊夾鐘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樸創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鑄鐘無小大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樸所制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複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復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有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樂圖義》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詔制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從之。戊辰，命宰臣呂夷簡、王曾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參知政事宋綬、蔡齊、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禦藥院鄭守信專監鑄造，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既鑄成編鐘一簴，以奏禦，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大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有知雅樂音律得失測候之法者，許所在薦聞，或自官司特較試之。侍御史劉夔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一切罷之。」帝善其言，亦不果從也。

　　五月丙寅，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蟲，改為龍。並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別鑱石為編磬。辛卯，命內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乃鑄銅為龠、合、升、鬥四物，以興鑄鑄鐘。聲量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鬥十倍於升。既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銘曰「樂鬥」。及潞州上秬黍，照擇大者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愈堅定。

　　六月辛酉，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純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不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敢變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范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盛禮，燔柴岱嶽，瘞玉汾脽，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難行之典。蕆事之際，斯樂具陳，固以格明神，昭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間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李照制器，業以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丑，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矣。」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此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淩謂之正，迭相淩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事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淩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聲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禮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辛未，禦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見《郊祀》）。

　　七月癸巳，複召輔臣觀新樂於崇政殿，自是再觀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鐘、磬頗與眾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知杭州鄭向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並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先是，命翰林學士侍讀兼龍圖閣學士馮元、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聶冠卿、直史館同知太常禮院宋祁同修樂書，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鞀。且舊用諸鼓，率多陋弊。」於是敕馮元等詳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于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靈鼓、雷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鞀、靈鞀、路鞀闕而未制。今既修正雅樂，請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為三鞀，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鞀以先引。凡圓邱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於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醜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中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可。

　　範鎮《東齋記事》雲：《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事。鄭康成雲：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以康成雲爾。幾面，猶言幾兩車、幾區宅、幾屢田也。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擊，乃於縣內別置散鼓。國朝仍之，郊廟、宗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准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是非，甚可怪也。

　　後元等複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鎛鐘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廷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別調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鎛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並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詔從之。

　　八月己巳，禦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而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弦琴、九弦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樂書。丁醜，內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群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並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祝，其四面皆畫時卉，未合古制。請易以青龍、朱雀、倮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從之。照又與鄧保信新作銅方響五架，詔教坊准其聲以授諸器。初，照既定雅樂，而聲極下，故又制燕樂之器，欲寫其聲。已而樂工以為不可施用，罷之。隋制：內宮縣二十簴，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鎛，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後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于鎛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之樂節也。」詔可。

　　丁酉，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為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入內供奉官、勾當禦藥院鄧保信為禮賓副使，以造新樂成也。自余修制官屬、諸工凡七百餘人，悉遷補有差。初，照謂舊樂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所定黃鐘律又聲極下，樂工歌其韻，中無射倍聲。又饞破舊鐘磬，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聽照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內都知閻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笙、竽、瑟、笛、簞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存大笙、大竽二種而已。照謂：「今簞篥，乃《豳詩》所謂葦管也。《詩》雲：『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且今簞篥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制大管簞篥為雅樂，議者嗤之。壬寅，禦崇政殿按新樂。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與觀焉。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禮經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鞀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和錞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幹，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鞀、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鞀、鐸、鋅、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

　　三年二月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鐘。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三月丙申，詔：「比訪天下善候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詔書者。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別為鐘、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樂書為《景祐廣樂記》。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制樂尺並籥，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馮元、聶冠卿、宋祁同較定以聞。

　　七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馮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聶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元等皆遷官。乙亥，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八月甲戌，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焦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孟子之對齊宣王：『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皆述樂之至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粗考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悉無所聞。伏自藝祖以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燕肅妄加磨鑢，會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陛下再加練覈，許之改作。洎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乖古。保信續上新法，亦複長廣未合。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複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曆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瓖，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寇敵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用一二年，訖無至者，則將王樸、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丁亥，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制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鬥深闊，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制，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複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鬥、斛、豆、區、鬲，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鬥，據鬥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合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于黃鐘。今欲數器之制參互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寺並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寸，袤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為寸。《孫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曆算，有所製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雲：『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傳，多引以為義。曆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複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製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複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曆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年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並大泉五十；王莽天風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複有鑄者。臣等檢詳《漢書》、《通典》、《唐六典》，雲：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鈈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算數之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裡仁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鐘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雲：『隋平陳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曾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製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樸律准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複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並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並太常新舊鐘磬，考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准許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校定。」詔罷之。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進士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思而遣之。

　　寶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視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複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禦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複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鐘、磬不經照鐫磨者，猶存三縣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複施行。

　　琦以五月上言，綬等以七月定議。今從本志聯書之。康定元年三月癸醜，太子申允阮逸上《鐘律制議》並圖三卷，詔送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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