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漢光武帝紀(19)

漢光武帝紀(19)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春，吳漢到南安，擊述弟永于魚涪津，破之，遂降武陽。

　　初，漢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裡，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裡。漢自將步騎二萬余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余人于南為營，相去二十餘裡。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還自天上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

　　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為人所掠者，免為庶人。」

　　夏六月，黃龍見於河東。

　　秋七月，馮駿鼓江州，殺田戎。

　　九月，述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余萬人攻吳漢，分兵守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逾越險阻，轉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為營，戰數不利。今欲徙水北營合于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為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營。漢迎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藏宮至，兵馬甚盛，遂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洞胸。輿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舉城降。吳漢悉滅公孫氏，並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之，詔讓吳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達古人吊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運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漢，使毀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漁陽大治。

　　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顯言，歎息良久。方征堪，會病卒，天子悼惜之。

　　大司空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之功，又尚甯平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輒優喻之。以三公歸第養疾，通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密、膠東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遣使使祠通父守塚。

　　竇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轂千餘兩。融至，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為太中大夫。數月，拜竇融為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國家舊臣，而爵位與吳公並，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上愈親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讖記。誠欲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間求見，上輒不許。融嘗罷朝，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詔融曰：「曩者知公欲讓，今相見宜論他事，勿複言。」其殷勤若此。

　　梁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曰：「臣聞人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愛人故為之除殘，治理則為之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也，不易之科也。文帝寬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沒民疲，豪傑犯禁，故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成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陛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節，襲秉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

　　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諫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為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正，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為圓，建斲為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上從林議。

　　統徙封陵鄉侯，出為九江太守，治甚有跡，吏民畏愛之。統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為安，而兆眾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悅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眾兆仰德，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悅服哉！由是言之，資大順以臨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

　　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禦之者忽逆順之所以為理，遂隳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於是乎變詐攻奪之事興，而巧偽奸吏之俗長矣。陵遲至於戰國，商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灰之禁以教國。而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

　　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為准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聞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謀權冊以勝之；巧偽奸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阱以餌之；患時世之莫從，懸財賞行罰以驅之；毒為下之訐逆，厚威網殺伐以服之。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事；救其巧偽，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於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者，皆眾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萬人悅，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悅服，又何論于法逆於理，理與法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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