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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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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這個時候,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我當選為主席。紅軍在湖南有廣泛的影響,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湖南農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國民黨沒收了③。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還有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兩個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餘的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裡,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裡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 〔③毛澤東在大革命中曾把這些地的地租用於湖南農民運動。〕 但是第二次打長沙失敗了。國民黨派來大批援軍,城內有重兵防守;九月間,又有新的軍隊紛紛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圍城期間,只發生一次重大的戰鬥,紅軍在這次戰鬥中消滅了敵軍兩個旅。但是,它沒有能佔領長沙城,幾星期以後就撤到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有助於摧毀李立三路線,並使紅軍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樣對武漢作可能招致慘敗的進攻。紅軍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補充新的兵員,在新的農村地區實行蘇維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攻克的地區。為了這些目的,沒有必要打長沙,這件事本身含有冒險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佔領只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並在那裡建立政權的話,那麼,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而不在後面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略上和在戰術上都是錯誤的。」 我在這裡要冒昧。打斷一下毛澤東的敘述,對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興趣的情況。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他經常來往於上海、漢口之間,因為共產黨在這兩個地方都設「地下」總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後,黨的中央委員會才遷到蘇區去。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有才華的一個人,也許也是最難以捉摸的一個人,大概也是中國所產生的最夠得上成為托洛茨基的一個人。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統治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職務,派到莫斯科去「學習」,至今仍在那裡。李立三也和陳獨秀一樣,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長沙、武漢、南昌那樣的戰略大城市採取大舉進攻的策略。他主張在農村搞「恐怖」,來打掉地主豪紳的氣焰;主張工人發動「強大的攻勢」,舉行暴動和罷工,使敵人在自己的地盤上陷於癱瘓;主張在蘇聯支持下從外蒙和滿洲展開北面的「側擊」。也許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過」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認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就否認蘇聯的這個地位。 現在話歸原處: 「但是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當時助長他這種信心的,是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曠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內戰,這使李立三認為形勢十分有利。但是在紅軍看來,敵人正準備內戰一停就大舉進攻蘇區,這不是進行可能招致慘敗的盲動和冒險的時候。這種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由於湖南事件、紅軍撤回江西,特別是佔領吉安以後,『李立三主義』在軍隊裡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很快就喪失了黨內影響。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內曾經歷一個危急的時期。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來。但是,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持了在他的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但是,第二十軍在劉鐵超領導下公開叛變,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指揮員和政府幹部,並在李立三路線的基礎上對我們進行了政治的攻擊。這件事發生在富田,因此稱為『富田事件』。富田在蘇區的心臟吉安的附近,因此這個事件引起了一時的震動,有許多人想必認為革命的前途取決於這個鬥爭的結局。幸而這次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這是由於三軍團的忠誠、党和紅軍部隊的總的團結,以及農民的支持。劉鐵超被逮捕,其他叛亂分子被解除武裝和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義』確定地被鎮壓下去了,結果蘇維埃運動隨後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這時南京被江西蘇區的革命潛力完全驚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④敵軍總數超過十萬,兵分五路開始包圍蘇區,以魯滌乎為總指揮。當時紅軍能動員起來抗擊敵軍的部隊約有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術,迎擊並克服了第一次圍剿,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占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 〔④這次圍剿在楊健(譯音)著《中國共產黨現況》(一九三一年南京)一書中有詳盡描述,頗有興趣。〕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打敗了。我認為紅軍如果不是在圍剿開始時創造了三個條件,那末這次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軍團和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線;第三、党戰勝了紅軍內和蘇區內的AB團(劉鐵超)及其他現行反革命分子。」 「僅僅經過四個月的喘息,南京就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以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他的兵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當時紅軍的處境被認為非常危急。蘇維埃政權管轄的區域很小,資源有限,裝備缺乏,敵人的物質力量在各方面都遠遠超過紅軍。但是,紅軍仍然堅持迄今賴以制勝的戰術來對付這次進攻。我們放敵軍諸路深入蘇區,然後集中主力突然攻擊敵第二路,打敗了好幾個團,摧毀了他們的進攻力量。我們馬上迅速地相繼進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個擊敗他們。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滅。在十四天中,紅軍打了六仗,走了 八天路,結果得到決定性的勝利。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一路軍,在其他六路被擊潰或退卻以後,沒有認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一個月以後,蔣介石親身出馬統率三十萬軍隊,要『最後剿滅「赤匪」。協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將領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每人負責一路大軍。蔣介石指望用長驅直入的辦法佔領蘇區,『蕩平赤匪』。他一開始就每天進軍八十裡,深入蘇區的腹地。這恰恰給紅軍提供了最合適的作戰條件,蔣介石的戰術很快就被證明犯了嚴重錯誤,我軍主力只有三萬人,我們進行了一系列傑出的運動,在五天之中進攻了五路敵軍。第一仗紅軍就俘虜了許多敵軍,繳獲了大批彈藥、槍炮和裝備。到九月間,蔣介石就承認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在十月間撤退了他的軍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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