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盧溝橋(32)_馬立國

三二

　　從全國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組成日本留學生內閣以後，對日實行謹慎外交，也不希望華北動盪影響全域。中日兩國上下普遍認為，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在所難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爭。蔣介石估計中日開戰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計：可能在1940年。蔣介石雖然是日本留學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國在1935年前後遇到經濟危機，並不等於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經濟發展規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準備，也在調控經濟，甚至還在以較快的速度發展。

　　國人並不能接受蔣介石的拖延時間的觀點，如李宗仁、馮玉祥和國民黨的元老們，大都抱著對日決一死戰觀點。而青年軍官們又普遍是速勝論者，尤其是二十九軍的青年軍人。可惜，中國是個禮儀之邦，不時興「下克上」，講究一切行動聽指揮。幾次衝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軍人挑起事件——衝突——中國方面賠禮道歉，懲罰肇事者。

　　窩囊之氣，憤懣之火，早已鬱積於胸。摩擦事件不斷產生。日本人自5月在華北增兵以後，經常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名為演習，實為挑釁。日軍蠻橫、惡劣的行徑已使中國人忍無可忍，何況駐防於此的年輕軍人？鑒此形勢沒有更好的辦法，以演習對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習，中國軍隊在其兩側也以演習對抗，當時人們謔稱：「燒餅夾肉。」可惜，這也只是精神上演習演習，為中國人爭爭面子，而實際上沒有多大作用，在以後的實戰中即已證明。

　　日方軍部對華北的兵力部置、裝備使用等都進行過充分的估計。尤其是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對華北的軍事形勢，可以說是了如指掌。日本軍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確認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銳日軍可以對付二十九軍的10萬大軍，至於兵力部署，何時何地演習，演習項目等，都經過精密計劃。比如，日軍為什麼一個勁兒在豐台叫勁兒，道理何在！日軍為何在長安街進行巷戰演習？而中國人注意點卻在「日方踏壞民房」，「履帶將東長安街的路面壓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軋成肉泥」。為此而義憤填膺。實則對日軍準備侵佔北平時的巷戰並不太重視，戰事發生後，方才頓悟，而那時更沒有認真研究的時間了！

　　中國軍人稱「燒餅夾肉」為對抗演習，雖然有部分對抗的意思，更準確地說，應該叫「被動演習」。實已被日本人牽著鼻子。但按中國人的思維邏輯，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會稱之為「爭氣」。

　　華北當局就是在這種危機之下，在戰鬥力的部署、國防工事構築、戰略物資的準備等，也都是馬馬虎虎，甚至毫無準備。尤其對日方的意圖和動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軍部曾考慮過以5個師團的兵力進攻華北，華北當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無察覺。自1935年7月二十九軍進平津，兵力粗定以後，再沒根據形勢需要和發展，做進一步的調動和部署。對佟麟閣、張克俠和參謀長張維藩提出的兩種方案的研究討論，也不了了之，即使沒有通過「以攻為守」方案，也沒落實滄洲——保定防線方案。

　　二十九軍進駐平津以後，財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難比，高級將領買房買地花天酒地現象陡增，有點像李自成進了北京。而戰略物資準備，卻極不充分。在這樣大的前題之下，那種對抗式的演習不過是應景文章，帶著一定的象徵性。

　　現在有的史學家、回憶錄家們還在津津樂道地談著二十九軍的大演習：國恥演習，固安大演習等等。

　　我想說：面子是沒有價值的。面子是什麼？「面」是臉的意思，「子」該是兒子，洋人說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釋為「只顧外一層，不管實際內容。」也有人解釋為「虛榮第一，實質第二。」看來洋人還是懂了這意思。

　　日本在華北增兵，華北駐屯軍的升格，按日本人說，它還有另一種意義，即：華北駐屯軍與關東軍成為平等規格，以扼制關東軍再干預華北問題。

　　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日本帝國的社會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結構上的不同，又有觀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議會制，近似英國式的民主體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後決定權，大事不決，可在御前會議上由天皇「聖斷」。天皇並不主持日常事務。國家政策方針一般由內閣制定和決定，而日本的內閣又非常軟弱，動不動就是總辭職。倒不是因為天皇權力太大，而是軍人制約內閣，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內輕，駐外的關東軍、朝鮮駐屯軍、華北駐屯軍、臺灣駐屯軍四大常備兵團，雖然直屬日本陸軍部領導，而大有鞭長莫及感覺，這些駐屯軍往往各行其是，對陸軍部陽奉陰違，好像接近獵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氣味者愈難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們說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內輕」。

　　話說回來，日本在華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確實起到了扼制關東軍的作用，關東軍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關東軍，尤其是關東軍的少壯軍人們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間，內蒙古五大貴族發起自治運動。1934年，得到南京國民政府承認，並答應給所需要行政費，實際卻分文沒給，內蒙古方面很不滿。

　　另一方面，關東軍建立「滿洲國」以來，為了西邊國境的安泰，有計劃地利用內蒙古的自治運動。內蒙古運動的頭領之一，錫林郭勒盟的蘇尼特左旗旗長德王（政務廳長，相當於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財政支援，為了和宋哲元、傅作義對抗，便開始投靠關東軍。

　　1935年德王在烏珠穆沁與關東軍副參謀長阪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等會見，獲得了關東軍的支持，但是，其條件是必須與李守信合作。李是在關東軍的扶植下，在1932年當上「察東特別自治區」行政長官兼軍事長官的。

　　1936年，華北軍增兵和升格以後，田中參謀為了與華北駐屯軍爭雄，擬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領》，並說服關東軍首腦，4月末，田中參謀成功地在察哈爾省德化建立起「內蒙古軍政府」，並讓德王任主席，李守信為副主席。

　　田中參謀為加強內蒙古軍政府，首先需要確保財源。德化一帶的鴉片質量差，栽培所需勞力不足，主要依靠來自冀東走私的財政援助。可是後來，國民政府責令華北當局打擊走私，內蒙古軍政府的財源斷絕。為打開局面，田中參謀與德王一致決定，將以平地泉為中心，盛產雜糧，比較富庶的綏東四旗，從傅作義的綏遠省奪過來。

　　但是，為奪取平地泉地區，單靠德王、李守信率領的內蒙古軍辦不到，兵力、武器、彈藥根本不夠。於是又勉強組成了匪賊頭領王英部隊（騎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門）與原屬孫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隊（約3000人），以及察哈爾特別保安隊3000人，日本人稱三支謀略部隊。號稱4萬人。

　　8月中旬，田中從張家口的劉汝明師長的眼皮底下，用火車、卡車為上述部隊運送武器彈藥，甚至在北平到處收買日本浪人和強拉民伕參加內蒙古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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