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18)_張洪濤

一八

　　東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廣人稀，多年來一直以匪患聞名全國。到處鬧「鬍子」，不僅僅是地方窮，那一眼望不到頭的崇山峻嶺、大片的沼澤地和草甸地，都是「鬍子」繁衍的好地方。「鬍子」鬧得凶，舍家棄業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沒活路時的自然選擇。

　　但日本人的到來，遠甚於以往的任何一次災荒。當亡國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獷、豪放的東北漢子咽不下這口氣。馬占山江橋屢挫敵寇，一戰成名，不但令東北父老覺得振奮，更引得各地的東北軍舊部、地方民團、農民自衛軍、舊時警察甚至山林裡的「鬍子」，也紛紛拉起隊伍，四面向日本人出擊。一些一度受日軍聲威震攝而降日的偽軍又開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將槍口對準了日本人。僅有2萬多人馬的關東軍終於陷入四面受攻而應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東北軍東邊鎮守使於芷山旅第3團團長唐聚五在遼寧桓城率全團官兵起義，成立了遼寧民眾自衛軍總司令部，唐本人被推舉為總司令。當天，唐部舉行誓師大會，通電討日，參加者迅速增至萬餘人。唐聚五的民眾自衛軍在日後的戰爭中多次予日軍以重創。

　　5月3日，東北通化大刀隊與日軍激戰方正檯子，用大刀砍死日軍40多人。

　　5月23日，馬占山部與日軍在呼蘭城郊展開激戰。有勇有謀的馬占山再次大敗日軍，並一口氣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馬回營。

　　與此同時，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衛軍、蘇炳文部的東北民眾救國軍、馮占海部受後援會領導的第6軍團、王德林部的國民救國軍和王顯聲、熊飛指揮的警察大隊在遼吉黑三省大力發展組織，擴充抗日實力。

　　投身抗日隊伍，在當時的白山黑水間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轉的風潮，就連「九·一八」事變前正在拉杆（組織匪幫）或關在大牢裡的胡匪頭們，也都為東北父老的這股抗日熱情感化，拉起隊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義勇軍的陣營。其中，掌舵的大多是聲震關內外的積年慣匪，如吉黑兩省的宮長海（宮傻子）、姚秉乾（雙山）、李忠義（海青）、張希武（天照應）、馬鳴春（一隻雞）、劉萬奎（劉快腿），遼寧的項青山、張海天（老北風）、小白龍等。東北的匪盜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整齊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隊伍裡，就是地方當局多少次優祿招降也難見這種局面。

　　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終於在國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園遭難時，像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樣盡了一份自己的力。

　　東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燒越旺，攪得關東軍應接不暇。司令官本莊繁中將手忙腳亂，屢向東京軍部告急，請求援兵。

　　東京被震動了。

　　6月3日，陸軍省向外界公佈：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在東北戰場死傷計4163人，約合關東軍發動事變時總兵力的一半。實際上，陸軍省不但與海軍省失和，與內閣也並非完全一氣，報戰果總是誇大其辭，報損失總是七折八扣，這在當時的東京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即便以這個數字與「九·一八」時瀋陽僅死2人、傷10餘人的傷亡代價比較，東北抗日義勇軍給日本關東軍造成的損失已是太大太大了。

　　1932年夏，本莊繁率關東軍全力征剿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時，義勇軍抗日力量的發展達到了頂峰。當時30萬之眾的抗日義勇軍，足跡遍及白山黑水的各個角落。本莊繁為招降各路義勇軍，準備了數百份「滿洲國」高官的委任狀。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動都會迎來一通臭駡和一場攻擊。渙散的舊軍官們好像搖身一變，都成了堅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麼力量使他們變得如此快、變得如此大。

　　8月8日，東京大令傳到東北。日本陸軍鐵腕人物武藤信義大將奉調關東軍司令，同時兼任關東地方長官、駐滿全權大使，集三權於一身，本莊繁奉旨回國。

　　武藤大將果然顯示了鐵腕人物的強硬，他又為關東軍帶來2個新銳師團。對義勇軍，他基本放棄了招降策略，準備用飛機、大炮攝服東北的抵抗力量。

　　30萬義勇軍不得不開始與一個渾身上下透著武士氣質的鐵血軍人對陣。

　　武藤把攻擊矛頭首先指向了曾與關東軍拼得最凶而實力大損的馬占山部。齊克路上，日軍2個師團的重兵對馬占山千餘殘兵窮追不捨。興安嶺深山中，日軍重兵包圍了馬占山部。激戰過後，馬部傷亡慘重，身邊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絕境。日後多年，馬占山回憶當時情景時說：「我只剩11粒子彈，加其餘5人，子彈也不足百粒，他們搜山，我們藏於樹內，眼見有8個日本兵托著槍，凶神似地，一步步搜來……我們看他們行近便一槍一個，將8個全打死，又拾起他們的槍，用他們的子彈，打出重圍。」

　　突出重圍並不等於脫離魔爪，日軍仍在四處搜捕。攜帶邊防印信的少將參議韓述彭，在突圍中犧牲殉國。韓參議人又瘦又小，50來歲，鼻下留著鬍鬚，酷似馬占山。面對血肉模糊的頭顱，日軍也吃不准是否擊斃了馬占山。但搜屍時恰好搜出了馬占山的印章和關防印信，引來日軍一片歡呼。東京也很快得知了馬占山被擊斃的消息。近一年來，這個馬小個子可讓日軍吃夠了苦頭，今天新賬老賬一筆勾銷，無論關東軍還是東京軍部，都感到滿意。

　　打垮了馬占山，日軍又把主力轉向遼東，追擊丁超、李杜殘部，攻擊王德林的國民救國軍。這時，日軍的獸性開始流露出來。

　　9月14日，遼寧民眾自衛軍夜經撫順郊外平頂山礦區，打死日軍3人。次日，日軍出動一個大隊至平頂山村，將全村3000餘人趕入平頂山西南山溝，10餘挺機槍一陣狂掃，後又用煤油焚屍。一個5歲的女孩兒方素榮躲在草垛中倖免於難，並一直活了下來。戰後，她做為活證人，多次在各種正式場合指控日軍的暴行。

　　遼西義勇軍老梯子隊在陣地上抵抗日軍進攻

　　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和殘酷本性，早在6年的東北已提前上演。

　　在追剿各路抗日義勇軍的同時，日軍的增援部隊仍不斷被調入東北。而此時的東北義勇軍卻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張學良坐鎮北平，雖有心相助，卻遠水難解近渴，碾轉數地才能送到義勇軍手中的槍彈也少得可憐。漸漸地，義勇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10月，日軍擊垮馬占山，驅趕馮占海退入熱河，剿滅李、丁、王部後，開始對最後一支義勇軍、佈署在滿哈線上的蘇炳文部動手了。武藤信義對軍事作戰極其慎重，義勇軍雖已所剩無幾，但對蘇炳文這最後一支一萬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絲毫沒有大意。

　　他電示日本駐滿洲里領事館武官林義秀少佐，命其速報蘇炳文及其所部情況。幾天後，林少佐便發來報告，情況甚詳：

　　蘇炳文年40歲，遼寧新民縣人，保定陸軍學校第1期步兵科卒業生，曾在北京袁世凱建立的模範團中服兵役及任尉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對德宣戰，參加協約國共同出兵遠東。1918年，他任中國陸軍第9師營長，被編入駐海參威支隊；1927年，他任東北三四方面軍步兵第17師師長，1928年調任黑龍江軍務督辦公署中將參謀長，兼任國防籌備處處長、黑龍江省政府委員等職務。1930年出任呼倫貝爾警備司令，中東鐵路哈、滿護路司令，東北陸軍步兵第15旅旅長等職務，為張學良嫡系。

　　他于1929年曾到齊齊哈爾訪晤會談，言語行動表現傲慢。對於駐在地日本領事和館員以及滿鐵公所職員等均淡然視之。1930年，他到海拉爾任職後，常與蘇聯駐海拉爾、滿洲里兩領事館往來，而日本領事館邀請他赴宴，他多謝卻。1931年「九·一八」後，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主席，他將駐滿洲里的步兵團、騎兵旅開到嫩江橋助馬作戰，抵抗日軍。1932年4月，馬占山由齊齊哈爾逃走，我部屢次派人約他進省城（齊齊哈爾）會晤，並擬調升高職，他概不接受。根據諜報，他現正招集流亡，擴充兵力，準備反滿抗日的工具。他系正式軍人出身，抱有愛國思想，亦有相當威望，非土匪出身者可比，不可輕視。加以接近蘇聯，難免不無異謀。倘不能使其就範，應以武力消滅之，免為燎原之火，以完成早日統一東北三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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