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74)_高金虎

七四

　　以色列的突擊隊甚至在埃及沿海頻頻登陸，搬走了埃及最先進的T－62坦克和P－12雷達。從1970年元旦到4月 18日共4個半月時間，以色列空軍一共出動了3300架次，在埃及領土上投下了8000噸炸彈，埃及付出了重大代價，消耗戰的損失足以使埃及修上兩座阿斯旺水壩。最後，消耗戰不得不停頓下來。1970年7月底，埃以雙方簽署了停火協定，同意在蘇伊士前線停火。

　　戰爭暫時停止了，但和平並沒有實現，蒙在埃及人民身上的恥辱也沒有消除。停火只是為下一輪軍事衝突作準備。埃及軍隊一直處於全面動員狀態，大批軍隊長年駐紮在蘇伊士運河前線，在沙漠中進行演練。誠如薩達特總統所說，官兵們一直在「用沙子充饑」。很多士兵和下級軍官已經服役5年以上，其中不少人是埃及各高等院校的畢業生和專業技術人員，他們的專業知識荒廢，在社會上尋找較好工作的機會也喪失了，心中憤憤不平。官兵們強烈要求投入戰鬥，為「六天」戰爭的失敗洗刷恥辱。

　　不戰不和的局面給埃及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在長期軍事對峙的情況下，埃及的工農業生產陷於停頓，電力和原材料供應脫節，許多工廠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蘇伊士運河被迫關閉，旅遊業也很不景氣，埃及兩項重要的外匯收入喪失。

　　在生產下降、收入減少的同時，軍費開支卻急劇上升。據統計，1965年埃及的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到1970年財政年度，已上升到13％。1968年～1973年，埃及在備戰方面的開支達80億～90億美元。

　　嚴重的經濟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埃及人民的情緒非常激動。一部分青年學生和軍人對政府遲遲不宣佈對以色列作戰而不滿，影響了埃及的政局穩定。1972年1月下旬，開羅爆發了幾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運動，開羅大學、艾因·沙姆斯大學和愛資哈爾大學的一部分學生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政府迅速動員，進行反對以色列的戰爭。開羅大學的一些學生佔領了《金字塔報》的辦公室，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埃及政府下令逮捕了300名示威者。

　　同年10月，一名青年軍官率領七輛裝甲車開到市中心的侯賽因清真寺，慷慨陳詞，號召人民拿起武器對以色列展開「聖戰」。1972年發生的這兩起政治事件突出地表明埃及人民對這種「不戰不和」的局面已經忍無可忍，促使埃及政府決心打破「不戰不和」的局面。薩達特總統說：「我理解這種不滿情緒。時間過了六年，我們駐在運河的士兵以及我們的學生都要求採取行動。」

　　埃及在內政上陷於僵局，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阿以衝突的努力也未能取得進展。「六天」戰爭的失敗，使埃及在東西方世界丟盡了臉。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埃及的外交努力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冷遇。薩達特繼任總統後，曾大力推動埃美關係的發展，埃美關係有所鬆動。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建立了直接聯繫。埃及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能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促使中東問題和平解決。埃及表示，如果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有所改變，它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也可得到改善。

　　1971年，薩達特總統在國民議會提出了一項和平倡議，但遭到以色列的拒絕，美國的反應也很冷淡。1973年2月，薩達特總統的安全事務顧問哈菲茲·伊斯梅爾訪問華盛頓，為中東問題的和平解決作努力。伊斯梅爾向尼克松總統遞交了薩達特總統的親筆信。信中指出：中東地區的形勢已經惡化到要爆炸的程度，作為以色列的唯一盟國，美國應該作出進一步的努力，「以取得一個全面公正的解決」。但尼克松卻表示，美國能強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極為有限的」，並聲稱，「在可以想像到的任何解決方案中，埃及都不能達到它的最高要求，對此不應存有任何幻想」。在隨後的會談中，基辛格不但竭力替以色列開脫，而且要埃及拿定主意作出讓步，來換取以色列從西奈的撤軍，這種讓步應包括政治和領土兩個方面。他告訴伊斯梅爾，美國很遺憾不能幫助埃及，因為埃及是戰敗者，而以色列是勝利者。作為「六天」戰爭中的失敗者，埃及理應作出更大的讓步。

　　薩達特這才意識到，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是不現實的。美國所作的一切只是「逼我們一再讓步，而對以色列卻一無所求」，個中原由，是因為美國人認為埃及「決不會打仗」，以色列人也認為他們不可能遭到突然襲擊。「西方認為我們是殘兵敗將」，「全世界在中東危機問題上都睡著了」。只有採取激烈的行動，才能打破這種「不戰不和」的局面和外交上的僵局，埃及人由於戰敗而失去的自信。自尊和榮譽感才會恢復。也只有通過戰爭，埃及才能讓以色列人明白，繼續佔領埃及的土地就必須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從而迫使以色列人坐下來同埃及和談，中東的政治格局才會為之一新。薩達特這種心理，以色列人是說什麼也不會懂的。

　　後來，基辛格說，沒有人想到，包括他本人在內，薩達特為了在中東製造一場深刻的危機，不惜發動一場可能無法取勝的戰爭。沒有這場戰爭，阿以之間要坐下來進行認真的談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以色列認為自己的軍事力量至高無上，埃及則一直蒙受恥辱而不能自拔」。可惜，當時並沒有人理解這一點。1973年3月底，薩達特在接見美國《新聞週刊》編輯阿諾·德博什格拉夫時說：「如果我們不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不會有進展……我的一切努力所導致的都是要我們作更多讓步的壓力……我打開的每一扇門——隨著美國人的祝福，都『砰』的一聲當著我的面關上了。」德博什格拉夫問道：「從你的講話中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你相信只有重開戰爭才是唯一的出路，對吧？」薩達特斬釘截鐵地說：「你說得很對。我國的一兵一卒。一草一木，都在為現已不可避免的重新開戰而認真動員起來。」他強調說：他為了和平已經「想盡千方百計」，既然以色列人不願和平，美國也不願為之付出努力，「那麼戰爭就是結束一切夢魔的夢後——而每個人都將是失敗者。」德博什格拉夫把這個消息帶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他在那裡遭到了以色列人的冷遇，以色列人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心上。

　　1972年10月24日，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開會，薩達特在會上闡述了打一場有限戰爭的戰略思想。他說：「如果我們能在西奈拿下10釐米的土地，並能站住腳跟不撤退，那麼我們就能改變東西方的態度，改變一切，特別是1967年失敗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恥辱。渡河到西奈並在那裡堅守將使我們恢復自信心。」據此，埃及武裝部隊制定了作戰計劃：第一步，強渡蘇伊士運河，突破以色列苦心經營的巴列夫防線，控制運河東岸15公里～20公里地區；第二步，攻佔3個山口一線，保障運河以東前進陣地的安全，然後視情況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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