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23)_高金虎

二三

　　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政府故意設下的圈套，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如何呢？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話題。在他們看來，珍珠港事件確實有一連串的巧合，巧得讓人難以相信。比方說，美國人民不願參加戰爭，而美國政府卻千方百計要把美國人民引入戰爭中去，正好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孤立主義政策徹底破產，羅斯福政府的陰謀得逞。難道真有這麼巧？難道日本人真願意幫美國政府這個忙，讓強大的美國人來打敗自己？在猜疑心很重的美國人心裡，珍珠港事件肯定不會如此簡單。

　　珍珠港事件距離今天雖然已經有五十多年，在這半個世紀的風雲中，美國人對珍珠港事件進行的正式調查不下四次，積累的卷宗有幾英尺厚，寫下了幾十本著作。這些著作的作者，有半數以上的人在他們的書中指責美國政府要弄陰謀，故意設下圈套，讓日本進攻珍珠港，造成守軍的重大損失，從而把美國人引人戰爭。後來有人把這種指責歸結為「羅斯福陰謀論」。提出這種陰謀理論的首先是一些孤立主義分子，因為美國參戰挫敗了他們的圖謀，他們對此不滿，因此希望對珍珠港事件有一個不同於官方的解釋，藉此來證明自己過去的政策是正確的。

　　孤立主義分子首先發難，學術界就緊緊跟上。這方面起主導作用的是一個名叫查爾斯·比爾德的歷史學家。這位研究美國歷史的專家，就是一個喜歡追根究底的美國人的典型。本來，美國史學界對一些歷史問題都有現成的解釋，可是，這位比爾德先生，不唯書，不唯上，敢於獨樹一幟，對許多現成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修正」史學界的錯誤認識。比爾德勇於探究真理，在歷史研究中也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後來比爾德自成一派，成為美國「修正學派」的鼻祖。

　　在這位老先生「修正」的命題中，就有珍珠港事件的起因解釋。他認為，珍珠港事件是羅斯福總統的苦肉計。羅斯福明明已經知道日本要進攻珍珠港了，可是他偏偏不向珍珠港的守軍發出警告，讓他們造到襲擊，從而把戰爭責任推到日本身上，最終把美國人民拖入戰爭。事後，為了掩蓋自己的陰謀，他又把夏威夷的陸海軍將領如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夏威夷陸軍基地司令肖特革職，讓他們充當替罪羊。比爾德此言一出，立即在美國朝野引起極大反響。美國國會圍繞珍珠港事件的調查，實際上主要是尋找證據，證明確實有人在搞陰謀，要把美國拖入戰爭。

　　鼓噪「羅斯福陰謀論」者，除了美國人自己外，還有珍珠港事件的始作確者，發動這場戰爭的日本人。這個缺乏歷史責任感、永遠不肯面對現實的民族，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發動的戰爭是一場「聖戰」，要把英美帝國主義從東亞趕出去，救東亞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建立由日本領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但是，他們也知道發動侵略戰爭不得人心，突然襲擊或者不宣而戰更會在歷史上留下千秋駡名，他們說什麼也不肯承認珍珠港事件是突然襲擊。當美國人自己亂了陣腳，為珍珠港事件提出了一種「陰謀」理論後，他們就來勁了，覺得所有的罪孽都可以推到羅斯福政府身上。在鼓噪「羅斯福陰謀論」時，他們最為起勁，不斷為「修正學派」搖旗呐喊。

　　這裡面最有名的當數兩個人，一個是編撰《大東亞戰爭全史》的服部卓四郎，他編寫這段歷史的目的就是證明太平洋戰爭是迫不得已的，美國才是這場戰爭的真正罪魁禍首。另一個人名實松讓，太平洋戰爭前後任日本駐美國海軍武官助理人偷襲珍珠港前的365夜》的作者。他在書中對山本五十六的偷襲計劃和日本軍隊創造的奇跡津津樂道，卻又倒打一耙，說山本五十六的計劃早已被美國人掌握，日本是上了美國的當。在他看來，似乎是先有美國政府的陰謀，然後才有山本五十六的偷襲設想。實松讓這本書的影響很大，僅中文譯本就印了十幾萬冊。

　　總體而言，中國學者愛讀外國學者的作品，喜歡從外國學者的著作中汲取營養，這對促進我國的學術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無庸諱言，有些學者存在一種崇洋思想。外國的月亮比起中國的，要圓一些，外國學者的觀點，比起中國學者的傳統觀點，似乎也更新奇一些。他們寧願全盤吸收外國學者的觀點，而不考慮其是否客觀，是否公正。在珍珠港事件的起因研究上，就存在這種傾向。日本人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但戰爭責任卻在戰爭的受害者身上。那麼，根據這個邏輯，中日戰爭也是中國軍隊首先挑起來的，日本「進駐」中國，是為了「保護僑民」。

　　難道我們也應該承認日本人的觀點，為日本「平反」？如是，我們如何對得起慘死在侵略者鐵蹄下的3000萬冤魂？就珍珠港事件而言，這件事的起因並不複雜，准正誰邪也是一清二楚，只要抱著客觀、求實的態度，這個問題馬上可以得到解決。我們不妨問一聲：羅斯福是否真的知情？美國情報機構在戰前掌握了日本的偷襲計劃嗎？這是「羅斯福陰謀論」是否能夠成立的焦點。如果美國政府真的在戰前就掌握了日本政府偷襲珍珠港的計劃，那麼毫無疑問，是羅斯福蓄意製造了珍珠港事件；反之，如果美國政府當時並未掌握日本的偷襲計劃，那麼，羅斯福的陰謀也就無從談起。事實證明，美國雖然通過「魔術」破譯了日本的外交電報，但對日本軍方的電報，美國並不能閱讀，當然也無從知曉日本進攻珍珠港的意圖了。

　　珍珠港事件後，肖特與金梅爾都被撤職，斯塔克也被解除海軍作戰部長的職務。但斯塔克並未像前兩者那樣，產生替罪羊的念頭。在他告別人世前，有人問斯塔克，當年是否與馬歇爾一道，同總統密商過引誘日軍來進攻美國。斯塔克說：「我認為這種問題是對我們的莫大侮辱，那種說法不對，因為我們既然都是優秀軍人，我們就得服從任何命令。我同羅斯福總統吵過兩次。我同他在50艘驅逐艦問題上搞得很僵。海軍有句老話：有話儘管說，命令要執行，還得乖乖地應一聲『是，是，長官！』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但是，你的確有過斷然拒絕和不願照著幹的時候——我就確曾有過，特別是執行命令就要犧牲我們的部隊，把它們搞垮的時候。要說我們會聽憑總統一意孤行，那純粹是胡說八道。要說的就是這些。」

　　那麼，總統究竟有沒有不讓他或馬歇爾給夏威夷的陸海軍指揮官發警告呢？斯塔克雖然已經瀕臨死亡，但其神志清楚。他肯定地說：「不是這樣，恰恰相反。你可能很想知道，11月25日我寫好戰爭警告電報並下令發出時，我甚至沒有報告總統，這表明我們真的是多麼無拘無束。我的確曾同海軍部長諾克斯非常仔細地推敲了一遍電文，我自己又非常認真地琢磨了一遍。不過，發那份電報完全是我個人的主意。我後來才給總統掛電話。因為我考慮：『對了，最好還是把我發戰爭警告的事情報告總統。』我把電報讀給總統聽．他說：『貝蒂，我同意。」』

　　在解釋美國為什麼沒有能避開日本的偷襲時，有一位美國學者曾提出：「在資爹罵娘聲中，讓我們不要忘記，不論華盛頓和珍珠港的高級領導作了或者沒有作什麼，反正是曾經有過這些可以避免災難的機會。坐失這些良機，並不是由於品性邪惡或者是無能，而是由於人畢竟是人。」把美國的失敗提到人性的高度，認為這一切都是由於人性的弱點而造成的，這在西方學術界頗為風行。比之於「羅斯福陰謀論」，這種觀點當然讓斯塔克們大為寬慰，但其必然結論卻是突然襲擊不可避免，這樣，金梅爾和肖特等一班玩忽職守者也沒有了罪責。美國人就是這樣，常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事實是，如果珍珠港的守軍有足夠的情報意識，這失去的四次機會，每一次都足以引起人們的警覺，使珍珠港免遭突然襲擊，每一次機會都足以讓「羅斯福陰謀」破產，如果真有這種陰謀存在的話。遺憾的是，每一次機會都靜悄悄地從金梅爾和肖特手中滑走，他們身上的罪責註定是無法洗清了。

　　珍珠港事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對美國人留下的教洲是永恆的。美國人從中認識到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並且為建立一個綜合性的情報機構，進一步改進美國的情報工作作好了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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