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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家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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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並不一直是個統一的國家,大分裂時代就長達三百八十六年,小分裂時代也有七十三年。但因為當時的政治制度和軍事技術,都不能嚴密的封鎖,所以邊界上商販來往,從沒有長期斷絕。可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人民政府在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仍保持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年號,以海峽為國界,雙方連一封信、一個字,都不能飛渡。 兩岸突然解仇,使人震驚於萬物不斷蛻變的本質。大陸歡迎臺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臺灣不但准許臺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更開放前往大陸投資經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突破,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國共血腥內戰。 我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和香華重回大陸,先從香港直飛上海。回憶四十年前,上海四號橋員警公墓難民營那段日子,以及吳文義先生帶我到臺灣的往事。上海是我最後離開大陸的城市,又是回到大陸第一個踏上的城市,面對眼前的光景,不禁感慨萬千。一向,國民黨和共產黨見面,總有一方是被繩捆索綁,想不到一夕之間,雙方都能這樣友善和睦,真得感謝新時代的來臨。 這麼美好的開始,卻被我的性格破壞。我和香華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提議拜訪正在受嚴厲批鬥的王若望。上海作家協會主席茹志鵑女士,這位出面邀請我們來訪的東道主,一口回絕,說王若望回山東去了,不在上海。不久我卻從小道獲知王若望仍在上海的消息,便直接前去訪問。我之堅決要看王若望,只是同病相憐,既沒有政治意義,也沒有文學意義。但是,卻因此與茹志鵑女士決裂,重返大陸的第一站,就如此的不愉快。 多少年後,我也責備自己魯莽,這是兩岸文化初次接觸還沒有默契的階段。我這個野生動物在臺灣橫衝直撞,撞進了監獄,現在到了另外一個剛開放的陌生社會,竟貿然提出要會見被孤立的異議份子,茹志鵑當然驚慌失措。我完全忘了出獄後的那幾年,有外國記者要求新聞局安排訪問時,新聞局都推辭說,他們既不知道我的住處,也不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當上海不歡而散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我們就再沒有招待單位,開始嘗到疏淡的滋味,不過,我們反而交了一些新朋友,很是忙碌。 北京的中國作家協會還安排了記者會,一位元和我們相處很好的小姐,告訴我們說,她們接到寫柏楊的指標是:要少報導,最好不報導。不過,《人民日報》在我們抵達的次日,就把我們到北京的消息發佈出來,一位元文化官員告訴我:《人民日報》是全國性政治報紙,從不報導臺灣作家行蹤,你們是例外。我也因此對大陸新聞寫作自由尺度,得到瞭解。 北京已變得與四十年以前大不一樣,只有古老的胡同,仍是當年情景,我特地前往住過的口袋胡同二號憑弔。當初的主人魏國瑞夫婦以及東廂住的常咸六夫婦,都已化成幻夢。西廂當初住一位軍官的太太,挺著大肚子等候丈夫歸來。他最後歸來了沒有,沒有人知道,現在只是另一位穿著陳舊的年輕女人,在屋簷下蹲著洗衣服,茫然的看著來去自如的我們,一句話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問。我走到大門,回想四十年前離開北京那一天的早晨,天色未明,常咸六和杜繼生等送我到門口。杜繼生忠厚木訥,當時,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和一位美麗的北京姑娘辛蕙芳結婚,一對金童玉女,人人羡慕。可是,千不該萬不該,他送了一件棉袍給一個逃亡的反動份子,使他惹下麻煩,他被共產黨「專政」批鬥三十年,不能抬頭。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算平反,安置在石家莊河北省教育學院當副教授,稍後退休,摔斷了腿,又轉成靜脈炎,妻子半身癱瘓,不能言語,我兩次去大陸都沒能見到他,但我們終於取得了聯繫。 離開北京的前兩天,在北京的臺灣同鄉會宴席上,我表示渴望能前往民主同盟總部作一次參觀。因為我是在臺北調查局特務劉展華監督之下參加民主同盟的,如果藉此機會能夠看一眼民主同盟總部是方是圓,死也瞑目了。臺灣同鄉會長熱心的說,她願意代為安排。 第二天上午,我和香華就接到民主同盟的請帖。晚上,就在民盟總部,見到了久仰大名的民盟主席,也是當天做主人的費孝通先生。其餘在座的都是民盟的高級官員,三〇年代、四〇年代全國知名的高級知識份子菁英,也都是在共產黨無窮的運動中,被整肅過的物件。 對香華而言,她完全不知道在座的人的來歷,索性不聽大家的談話,只顧一面吃東西,一面看她手中的一本書。半個小時後,用敬佩驚訝的眼光望著我,低聲說:「這本書寫得真好!」 我隨手接過來,是一本抗戰時《大公報》派駐倫敦的特派員蕭幹先生的大作,這才發現當年可望而不可及的蕭幹先生也在座,不禁啼笑皆非說:「你連蕭幹先生是誰都不知道?」 香華一臉茫然,我這才感覺到,海峽兩岸隔絕得這麼徹底。 下一站,我單獨的返回故鄉——河南輝縣,香華則直接去西安,在毛毛處等我去會合。我就這樣的回到了匆匆離開四十餘年的故鄉,正應驗了一首唐詩,不過,只改一個字,就更符合眼前情景: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已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 兩岸開放後不久,我就教冬冬在幸而還沒有被鏟平的祖墳上,為父親立下一碑,紀念我的哀思: 這裡安葬的是郭學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沒有見過母親,但父親于一九四〇年在這裡入土的時候,眼看靈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經搶地痛哭。而今(一九八八),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傑,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無。事實上我非長子,長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記憶模糊。已逝之人,當在地下見父,未逝之人,憑墓哀悼。我於一九四九年遠移臺灣,將來也葬臺灣,子孫永難再歸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兒今已六十有九,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為海峽兩岸郭門一線相牽,血濃於水,但願兩地後裔,相親相愛。 ◇ 我在冬冬和她的家人帶領之下,就在碑前,向父親的墳墓下跪叩頭。當初父棺下葬時,我的哭聲已遠去天際,四十年後歸來,淚已流幹,只剩百感交集。 我回到當初讀書的縣立小學,看到書架上擺滿北京友誼公司出版的《柏楊版資治通鑒》,回想讀五年級時,第一次向上海北新書局購買當時新文藝作品的情形,歷歷仍在眼前。我讀五年級時那棟教室仍在,只是看起來是那麼小,當時同班同學,除了鄧克保外,一個也不復記憶,只克非先生坐在講臺上的影子,和侯萬尊先生的手板,一幕幕升起。 回到故居,「老司院」廣場已經不見,亂七八糟的塞滿了房舍。冬冬引導我走一條小巷,最後才走到老宅,大體上仍保持當年形狀,住著不少人家,那些鄉親仰起臉,表情木然,沒有歡喜,也沒有驚愕。我原來住的大廳南廂房,卻空蕩蕩寂無一人,對面有張大床,就是姥姥睡的那一張吧!霎時間,彷佛看到她把纏過的小腳泡在尿盆裡,悲慘的仍在呼喊。我走到北廂房,那是表嬸住的地方,當初她就隔著中庭,拉大嗓門給我講故事,想探聽她的行蹤,卻不知道怎麼開口。 故居被瓜分四十年,我想多站一會憑弔兒時往事,卻無法停步,有一種不能承受的陌生感使我窒息,隔離得太久太久了。同輩、玩伴,一個不見,環繞在四周的是深深的代溝,沒有共同回憶,也沒有共同言語,好像又是異鄉。 在北京時候,就有人告訴我,輝縣為我立了一個胸像,大陸作家牧惠先生問我怎麼處理,我脫口說:「如果徵求我的意見,我建議拆除!」 但是,回到輝縣時,卻發現像已豎起,而又沒有人詢問我的意見,冬冬把揭幕時的報紙拿給我看,當時確有一番盛況。我內心升起一種特別的情緒,有幾分激動,有幾分感傷,也有幾分感激。 ——三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北京《解放軍報》對我發動攻擊,幾個月後,香港《明報》和臺北《聯合報》報導說:像被拆掉。我寫信回去請冬冬查看,果然不見了,為什麼拆?什麼時候拆?什麼人拆?拆除後丟在哪裡?沒有人知道。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我又回到開除我的百泉初中,當年的建築所存無幾,尋尋覓覓,校長不在,書記李春亭先生鄭重的招待茶點,我懷念起當年的梁錫山先生、劉月槎先生,辜負他們教誨,那時太小,又沒有人扶我一把…… 下榻百泉賓館,一天夜深,客人散去,我脫光衣服洗澡,才發現並沒有熱水,家鄉十月末的酷寒使我受了涼,得了嚴重感冒,從輝縣到鄭州,從鄭州到西安,從西安到香港,然後帶回臺北,過度的疲勞,不知道節制的應酬,加上水土不服,故鄉氣候已不能適應。 離開輝縣,冬冬陪伴我前往西安探望毛毛,住在西安人民大廈。按照原定的計畫,本來還要前往重慶,經三峽到武漢,但感冒已使我無法行動,困頓昏睡,四肢無力,所以決定由西安直飛香港返台,只好向熱情挽留的當地朋友解釋說:「出門快一個多月了,有點想家。」 「你家不是就在河南嗎?」 「不,我家在臺灣。」 離西安那天,一早,毛毛、冬冬,和大陸作家周明先生、詩人曉鋼女士一行人,把我們送上飛機。四十年隔絕後,第一次重返故鄉,就這樣匆匆結束。唯一的遺憾是:女兒的母親們先後去世,姐姐也稍早去世,只留下一個不識字的甥女竇芳愛。往日種種,遺恨留到黃泉。兩個小時的航程後,我們在香港著陸,當飛機輪胎和地面摩擦的聲音停止時,飛機上響起一片掌聲。隔著旅館的窗子,俯眺香港的街道,一片繁榮,忽然感覺到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心情安定下來。 回到臺北,把這次返鄉之行,寫了一本十二萬字的報導,定名《家園》,在臺北《中國時報》發表,出書後,封面上題下幾字副題: 大陸可戀 臺灣可愛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 ◇ 再想不到,這幾句話也會出麻煩。臺北《遠望雜誌》一向刊出我是他們的顧問的,《家園》出版後不久,我就被他們開除,名字從雜誌上消失,沒有一聲通知。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這幾句話有什麼不對,和冒犯了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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