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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愛荷華


  開始寫《通鑒》的第二年(一九八四),我和香華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邀請,參加該校為期三個月的國際作家寫作計畫,於是再度赴美。在愛荷華五月花大廈宿舍裡,我每天埋頭的,仍是繼續翻譯《資治通鑒》,香華因為會說英語,有用武之地,總是找時間訪問其他國家作家。這項寫作計畫的主持人,是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先生,和他的華裔妻子聶華苓女士。五〇年代,聶華苓是雷震先生的助手,主編《自由中國》文藝版,她跟我是二十年以上的老友,自然成為他們家的座上客。當時中國作家,無論海峽的哪一岸,有一項共同的特徵,個個都是煙槍。我很少看到世界上有這樣愛妻子的丈夫,安格爾自己不吸煙,但他卻縱容他妻子的中國朋友,把家裡搞得煙霧迷漫。華苓喜歡朋友,所以安格爾經常儲備一條煙,以防中國作家一旦口袋裡煙抽完的時候一哄而散。而愛荷華華裔的北京飯店店東裴竹章先生,他捐一筆鉅款給愛荷華大學,指定作為邀請柏楊夫婦之用。這位從來沒有回過祖國的韓國華人,從北韓到南韓,再從南韓到美國,他唯一的盼望是,盼望他的祖國更好。

  就在愛荷華唯一的一次演講,我講了《醜陋的中國人》,一向,在任何地方演講,無論講得多麼爛,總會有一些禮貌性的掌聲,這次演講以後,只有椅子紛紛移動的聲音,聽眾靜悄悄的起立散去。平時習慣于演講後為讀者簽名,那一次也沒有這種榮耀,連主席都覺得不好意思,搭訕著把我送回五月花公寓。

  一個星期後,一位南美作家把兩卷錄音帶交給我,說:「一個中國學生要我把這兩卷帶子交給你。」

  那是《醜陋的中國人》的演講錄音,我請呂嘉行先生代為整理。感謝邀請單位沒有把錄音帶銷毀,否則的話,未必有再一次的講出機會,也不可能有《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問世。

  ——就在前一年,我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從臺北到台中東海大學講同樣的題目,大禮堂滿座,前幾排全是教官、教授,事前主辦單位答應給我一卷錄音,可是除了開頭幾句話外,全部空白。

  講演後的第二個月,美籍華裔作家江南先生,被從臺北國民政府安全局派出的殺手狙擊。案子沒有破時,兇手是誰,已呼之欲出。我們在返臺灣途中,經過三藩市時,向江南遺孀崔蓉芝女士致哀,並寫一詩悼念老友,也同時自傷:

  槍聲三響撼金山 我來灣北哭江南
  陡覺渾身如潑水 頓驚亡友已入壇
  骨灰盈掬枉成淚 音容仍在化作煙
  香火兩枝獻靈上 癡望歸魂立窗前
  書生愛國非易事 舉筆方知人世艱
  身陷誅殺皆不曉 恩怨親仇都茫然
  昔日曾蒙伸援手 而今愧難報如泉
  從此永訣幽冥道 悲君自悲揚孤帆

  ◇

  文化人最大的錯誤,就是高估暴君贓官們的智慧,認為他們會做某些事,或不會做某些事。

  我在美國時便寫信到大陸尋找冬冬和毛毛,經過一番一言難盡的轉折,終於把她們分別找到。因為母親的再婚,兩個女兒的處境,都是一把辛酸眼淚。但因為郭家是輝縣大族,冬冬還沒有改姓。而毛毛卻一開始就認為母親的丈夫就是生身之父,直到有一天,共產黨厲行下放政策,每家只能留下長男或長女,其他子女都要放逐到鄉村,做父親的才告訴她說:「你的生身之父是蔣匪餘孽,下落不明!」

  只有真正遭受到這種親情遽變的人,才能體會出它的打擊,是如何的沉重。現在,蒼天保佑,就在這時候,生身之父出現。我必須從美國寄信,因為寫的是四十年前的地址,萬一退回,不會被特務發現,那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信件終於寄到她們手上,幾經安排,直到一九八七年,冬冬、毛毛分別從輝縣和西安,抵達香港,我和香華也從臺北到香港。當初倉促離開她們時,一個還未出生、一個還是那麼小,而今她們頭上已生出白髮。

  父女相聚一星期,又要分別,送她們到紅磡車站上車,看到二女佝僂的背影,四十年前離開時的情景,再現眼前,而這次難道是再度永訣?忽然間伏在欄杆上失聲痛哭,香華扶著我說:「火車還沒有開,快趕上去,還可以送她們一程!」

  我們跳上列車最後一節車廂,一直送到羅湖,看她們進入國界,心情彷佛陰陽相隔。

  而就在當天晚上,聽到廣播,蔣經國在臺北宣佈,准許國人前往大陸探親。滄海桑田,真是一個幻夢接一個幻夢。

  回到臺北,已是耶誕節,美國總統尼克森先生訪問北京引起大地春回,籠罩全世界的冰山,開始溶解。中國共產黨宣佈改革開放,歡迎當初定要緝拿歸案、逃往臺灣的「蔣匪殘餘」回鄉探親,並且保證對過去的反共罪行,甚至血債,一筆勾銷。

  這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巨變,當年隨政府來台的軍公人員,和像我這樣的平民,大約有三百多萬人,大陸被當作「匪區」,很多人因寫一封信給故鄉親人,或接到過故鄉親人一封信,而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比皆是,至於親自回鄉,更是駭人聽聞。而今,四十年後,時間辦到炸彈辦不到的事,再嚴厲的懲罰都阻擋不住回鄉探親。其實,把親人接到香港會面的浪潮,在此之前,早已開始,但只是隱密進行。當大多數人都向法律挑戰時,法律便失去尊嚴。

  蔣經國宣佈准許臺灣居民前往大陸探親之後的一段時間,我成了「溫門」人物,不斷有記者訪問,甚至有些外國駐北京記者,萬里外來臺灣採訪時,總是順便問一聲我是不是準備回去,當然也附帶調查一下,我在大陸被翻印作品的稿費,如何處理。從現在開始,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獄災難,完全轉化成正面意義,《紐約時報》把我比喻為中國的伏爾泰時,我悄悄的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才知道伏爾泰的事蹟,非常感動。

  一九八七年,香港電臺舉辦青年閱讀獎勵計畫「開券有益」,邀我前往頒獎。當我和香華走出香港機場的時候,忽然發現有點異樣,突然間閃光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使人眼睛都無法睜開,數不清的麥克風推到面前,記者群已圍上來,幾乎異口同聲的問:「柏楊先生,你對大陸查禁你的《醜陋的中國人》,有什麼感想?」

  查禁?什麼查禁?我想都沒有想到大陸會出版五種版本《醜陋的中國人》,造成嚴重震盪,以致人民政府不得不把它查禁。香港電臺負責招待人員在機場前往旅館途中,解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原來《醜陋的中國人》在大陸出版後,國務院總理胡耀邦先生曾經在內部指示上,對這本書加以肯定。現在,大陸發動的反自由化,主要的就是針對這本書而發。

  這次參加頒獎典禮,是我在香港受到的最後一次禮遇,因為在一次餐聚中,有位元記者問說:「九七後,中共能不能仍然維持香港的法治和繁榮?」

  我直率的回答:「恐怕不能,不是中共沒有這個決心,而是沒有這個能力!」

  第二天,報紙上原句刊出,朋友打電話沮喪的說:「柏楊,糟了,你又禍從口出!」

  果然糟了,從此以後,我每次申請入港的簽證,都遇到困難,甚至拖到申請期限以後,才被批准,有的更石沉大海。

  香華本來出生香港,我的赴港困難,使她恐懼有一天禍延妻子,油然生「回歸」之念。感謝英國建立的健全制度,她很容易的取到她的出生證明,經過粵語口試,不久就領到護照,港臺間不但可以通行無阻,出國旅行尤其方便,有一次,她在貝爾格勒申請赴羅馬尼亞簽證,臺北護照要等兩個月(北京護照也要等十天),香華急得團團轉,問羅國大使館的人說:「香港護照可不可以?」

  「現在就簽給你!」

  這是一個卡通鏡頭。不過,九七大限將到,將來,又是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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