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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自由(2)

　　「請放心，郭大哥既然把這麼重要的事交付給我，是他信得過我，我只有感激你，怎麼會出賣你？」

　　有一件事情是不堪設想的，萬一這書稿被搜查出來，郭英一定家破人亡，徐瑛恐怕還會再加判十五年。他們的義行，使我深為感動。就在拿到這份書稿後，要想寫一封回信給郭英，可是卻找不到他的地址，只記得他家住台南縣某鄉某村，我一直希望能再接到他的信，結果，轉眼十八年，沒有他的消息。曾在《通鑒廣場》上刊出尋找他的信件，沒有任何回應。郭英嗜酒，我擔心他已離開這個世界，果真如此，也希望郭英先生的子女，在讀到這段回憶錄時，把情形告訴我，給我一個回報的機會。

　　除上述三部書外，我還有一本《柏楊詩抄》。詩抄並不是整本帶出來，那樣的內容，根本走不出政治監獄大門。我早就料到它的命運，因而分別抄在《辭海》和《領袖訓詞》之類書中字裡行間，使它和正文相混，果然如願帶到獄外。可是，最後一刻卻不能忍耐，竟交給三重市一家打字行打字，想先印出幾份，送給朋友分享。想不到打字行撥來電話，告訴說員警已搜走所有原稿，現在正向老闆問供，要我快去自首。

　　我魂失魄散的趕到三重，臺北縣警察局安全室主任正一臉殺氣的詢問稿件來源。我正好趕上，替老闆解圍。當時人贓俱獲的態勢，可能把我帶回板橋偵訊扣押，正在千鈞一髮，蕭桃庵先生電話打來，那是我臨來時求救的結果。這使得警察局在問完口供後，沒有對我和店東採取任何行動。

　　三年後，立法委員費希平先生特地為這件事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臺北縣警察局發回原稿。臺北縣警察局的回答是：「根本沒有這回事！」

　　那時候，我對複印還不太瞭解，未能事先複印一份，有些詩稿幸虧仍存字裡行間，可以再抄一遍，但寫在紙屑碎片上的一些詩，就永遠失落，再也無法追尋，一直到《柏楊詩抄》出版時，只剩下五十二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國際上流行一則小幽默，說是一旦生擒活捉希特勒，應該如何處理？各國意見不同，英國人主張把他交付法庭審判，給他充份的辯論機會。美國人主張把他裝在籠子裡到處展覽，出賣門票。中國人則叫他找兩家殷實鋪保，隨傳隨到。這則幽默反映了各國的文化特質，對英國人的守法精神和美國人的商業掛帥，雖然我那時年紀還輕，仍能體會，可是對中國人把希特勒交保候傳這種事，卻完全不能理解，覺得國際上怎麼會對中國有這種觀察？我到了臺灣，雖然年齡漸增，但是不理解的程度如故。一直等到入獄之後，才發現「交保候傳」行為，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竟真的佔有一個重要地位。它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傷害力，是暴政中的隱形殺手。以政治犯做為例證，當他漫長的刑期屆滿以前，他必須找兩個保人，保證他永遠脫離叛亂組織，終身信奉三民主義。保證人還要承諾政治犯每月到住家所在的派出所報告行蹤：「如有違背，願受最嚴厲的制裁。」這種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簡單的保證書，實際上十分複雜。

　　一個政治犯，從被捕的那一天開始，親戚朋友早就惶恐逃散，政府又故意使他和社會隔絕，這個人就像被地獄吞沒了一樣，無影無蹤，十年、二十年後，整個世界都有了改變。親戚在哪裡？朋友在哪裡？同鄉在哪裡？同學在哪裡？妻子在哪裡？丈夫在哪裡？兒女又在哪裡？不知道求誰保證？又不知道把保證書寄給誰？有的靠著舊的記憶，勉強把信發出，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原封退回，上面郵局批著查無此人。事實上，監獄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像驚弓之鳥，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突然接到那樣一份殺氣騰騰的保證書，縱使一個霹靂打到他的腳前，也不過如此。他怎麼敢保證一個判刑十年、二十年，從無音訊的危險份子脫離叛亂組織、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更不敢保證他每個月會到派出所報到。而且，保證人從此不能出國，如果出國，必須三個月前向警備司令部申請退保，如果沒有退保，政治犯將重新被捕。一個政治犯如果沒有保證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到隔壁——綠島指揮部職訓大隊第六隊管訓，一直管訓到老死。不是他犯了什麼罪，而只是找不到保人。

　　我在刑期屆滿前拿到保證書時，坐牢已近八年，看到保證書上那麼嚴厲的條款，自己都覺得可怕。坐牢之前，知己滿天下，現在我卻不知道去請誰做保？第一個當然想到陳麗真，這個嚴重的後果，加到一個女孩子身上，我於心不忍，可是無可奈何。意料之中的，麗真肯為我做保，但再找不到第二個人。羅祖光馬上就要出國，他不能做保。我開了一張單子寄給麗真，請她試探，也意料中的全被回絕。因判刑而死在監獄，我可以接受，因找不到保人而死在監獄，我死也不甘。到了最後，他們找到了當時當國大代表的于紉蘭，于大姐一口承當，而且當員警前去對保，向她警告說：「你保的是一個叛亂犯，要月月報到，你可想清楚，不要後悔！」

　　很多保人都在這種情況之下，倉慌退保。于大姐卻回答他說：「這是我的事情，由我來擔心，你只管對保就是了。」

　　這份保證書雖然沒有能夠使我出獄（因為我立刻就被軟禁），但麗真和于大姐所承擔的卻是千斤重擔。

　　于紉蘭終生未嫁，她和弟弟于宗舜夫婦，同住在一起，性情溫和，我們都稱她大姐。但我出獄後不久，就和她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衝突，那一天，她請我到她家共進晚餐，談起我的受刑和坐牢經過，她感到悲慟，安慰我說：「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

　　我立刻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她表達的正是傳統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種思想。于大姐當然不會侮辱我，她只是想減少我的痛苦，但這兩句話卻說明瞭中國人沉淪醬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據理力爭。傳統文化中，既成事實就是真理，有權勢欺淩別人的人有福了，婦女被奸殺，兒童被扔到槍尖上紮死，哭聲遍野，只要幫兇喊一聲：「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哭聲就得停止，訴冤就得停止，追查兇手就得停止。膽敢不停止，就是別有居心，非善良之輩，應受到嚴厲譴責。於是，中國人遂被訓練為永遠向權勢下跪的動物。像以色列那樣，萬里之外尋找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兇手，送回國內審判，那種對理念的執著跟毅力，使人生出無限崇敬，在偉大的猶太人族群中，聽不到受害人溫柔敦厚的輕輕說：「算了！算了！過去的都過去了。」

　　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于大姐，她想了一陣，承認「也有道理」，但她補充說：「你不算了又怎麼辦？」

　　我認為「又怎麼辦」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這是暴君暴官畏懼報復，專門為培養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綱領，被害者這一方不能用來麻醉自己。

　　我們越吵越烈，最後，我說：「大姐，如果有人傷害了你的家人，把刀一拋，拍拍巴掌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算啦，算啦，你能真的算了嗎？」

　　「你亂比喻什麼！」

　　我跳起來，大聲說：「我寧願再次坐牢，也要你證明給我看！」

　　于大姐叫她弟弟于宗舜把我拉住，忍不住失笑說：「你說的對，你真執拗得像條牛，連坐牢都不改，吃你的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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