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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蛇山一帶紅點多(1)

做為一個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國。美國四出侵略，在世界上反而落個美名。人們都相信中國跟美國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其實錯了，中法戰爭時，天津附近的法國軍隊戰敗，美國軍艦立刻偷偷的向中國開炮，支持法軍，清政府無可奈何，忍氣吞聲，只好假裝不知道。英國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後來都成為擁護英國的友邦。只有日本，皇軍所到之處，除了種下仇恨的種子外，其他沒有任何收穫。 　　中國的腐敗、落後，與內部嚴重的分裂，把日本誘惑得如癡如狂，認為如不把這個鄰居一口下肚，簡直天理不容。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假裝一個士兵失蹤，向中國展開大規模滅國絕種性的瘋狂攻擊，在算盤上（算盤是中國最古老的計算器），他們明白的計算出中國必亡的結論。 　　當七七事變的消息傳出時，中國全國再度陷入瘋狂，一種要求抵抗到底的民心，沒有人可以阻擋，於是，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陝北紅軍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江南紅軍被改編為新四軍。我在年輕時候像每一個男孩子一樣，想在戰場上成為英雄，以致連做夢都夢見到前線上揮動大刀殺敵。於是，就在七七事變後不久，高中二年級的我，投筆從戎。所謂投筆從戎，就是去投考河南省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 　　除了火熾的愛國心驅使我投入這個大洪爐、大時代外，還有兩個並不十分光明，但卻十分重要的秘密動機。第一是我渴望早日離開繼母，免得遭受毒手。第二是我無法弄到初中畢業證書，開封高中一再催促繳驗。父親也找過訓導員王倫青先生，王先生只有辦法使我報名考試，沒有辦法使我通過證件關卡，開除學籍的大禍隨時都會發生，這種壓力足以使我精神失常，我希望（一輩子都這樣希望）跑到一個用不到文憑的地方，老死在那裡！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設在南陽縣，訓練三個月，畢業之後，省政府負責派任工作，最高可當聯保主任。讀過王安石變法的人，都會瞭解，「保」是中國政府最基層的單位，大體上等於現在臺灣的「裡」，若干「保」可以組成「聯保」，也就是九〇年代的「鄉」，聯保主任就是鄉長。這對一群十八、九歲的青年來說，簡直是天大的誘惑。而就在這三個月集訓中，我第一次受到共產黨那種神秘的和溫暖的觸摸。 　　一天晚上，同是來自開封高中、比我高一班、功課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學張純亮，把我叫到一個灰暗的角落，摟著我的肩膀，低聲的告訴我，共產黨在陝北有一個高尚的革命聖地，全國優秀青年從四面八方的湧向那裡，參加真正的抗日工作，問我願不願意也去參加！那時候我正崇拜蔣委員長，自然不相信還有其他革命聖地。但張純亮提醒我說：「共產黨也是擁護蔣委員長的，你沒有看報嗎？」 　　張純亮把陝北描繪成一個美麗樂土，大家像兄弟一樣的互相照顧，那是一種革命感情。不過生活很苦，平庸的年輕人總是尋找藉口不敢參加。我不認為自己平庸，就這樣的，我成了張純亮精挑細選出他所認為的優秀青年。不久，一次聚會時，我們決定某一天晚飯以後，各人分別向隊上請事假、病假，或返鄉探親假，在東門裡集合，由張純亮充當班長，好像出操一樣，把我們帶出城門，這樣可以避開崗哨的檢查。共產黨自有他們的地下交通網，把我們送到陝北。南陽、延安之間，直線距離一千公里，當中隔著高聳雲天的秦嶺山脈，沿途還有國民政府的軍警和地方政府的崗哨，段段阻截，可能隨時受到逮捕，遭到槍殺。但我們這一批人，熱血澎湃，準備接受任何挑戰，可是，最後並沒有出發。因為就在約定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張純亮被捕，我遙遠的聽到嘈雜的人聲和淩亂的腳步聲，以後就再也沒有消息了。張純亮所聚集的那些同學，互相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對方的面貌，張純亮本人也沒有招供出他所集結的同學名單，因為我們沒有聽到繼續逮捕的風聲。 　　偉大的陝北革命聖地沒有去成（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能加入共產黨的機會），結業的時候，聯保主任的高位也沒有派到我頭上，而是隨著大多數同學，被保送到設于武昌左旗營房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我們從河南去的同學，約有五百人左右，編成一個大隊，番號是第五大隊。我被編到第十三中隊，中隊長是中央軍官學校十二期工兵科畢業生吳文義先生，這位東北籍的長官，在我一生中三個最大關鍵時刻出現，是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位恩師。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本土，進入中國中部第一流的都市，武昌和漢口，隊伍穿過英租界的時候，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英國國旗，以及滾滾的長江和熱鬧烘烘的碼頭渡口。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鮮的，使我大開眼界。 　　「戰幹團」訓練時間是六個月，前三個月是普通訓練，後三個月是分科訓練。我的好奇和好動使我報考了諜報隊，豐富的幻想中，我希望當一個神出鬼沒的間諜，像「〇〇七」一樣（那時候當然還沒有〇〇七）殺敵立功。然後以一個平凡人的姿態在街上閒蕩，沒有人知道我對國家有過偉大貢獻，可是卻在一個秘密組織中受到尊敬。這個願望沒有能夠實現，因為諜報隊（第九隊）的隊長是一個南方人，好像是浙江人，他那種像鳥叫樣的國語和傲慢的態度，與吳文義比較起來，簡直是兩種人類。間諜生涯遂到此為止，我又返回吳文義那個中隊——第十三隊政工隊。 　　可是，中隊長雖然很好，相當於排長的區隊長李齡，卻是一個毒瘡——我生命中第二個侯萬尊。天下所有的錯誤從此完全發生在我身上，打掃廁所、禁足、禁閉、挑水，李齡一不高興或一高興，我都會被罰。雙手舉槍，兩腿半分彎，伏地挺身，二十個是起碼數，有時候挺到六十才命令我停止，有時候挺到趴倒在地。但是，同班的另一位名叫葉子忠的同學，命運卻好得像活在九霄雲端，我常抨擊他小白臉，從這項抨擊，可看出我的長相，實在夠不上什麼水準。每次打野外或行軍的時候，我本是第一班的排頭，葉子忠是排二，但李齡卻認為我頭腦不清，而命令葉子忠當排頭，這對我真是一個最大剋星。三十年後，葉子忠當了臺灣省電影製片廠廠長，而我卻正在火燒島坐牢，又一次證明人生確實有不相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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