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95)_柴靜_學達書庫

九五

　　第二十章陳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點，我接到同事短信：「陳虻病危。」

　　去醫院的車上，經過新興橋，立交橋下燈和車的影子滿地乩晃，我迷糊了，兩三個月前剛見過，簡直荒唐……不會，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許，就不會發生。

　　一進門，一走道的人，領導們都在，我心裡一黑。

　　走到病房門口的時候，他們說陳虻已經沒有任何反應。

　　房門關著，崔永元一個人站在病床邊上，握著陳虻的手。

　　我站在門外，透過一小塊玻璃看著他們。

　　陳虻一再跟我說，評論部裡，他最欣賞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說：「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後，我回來工作，抱著混一混的心態。我也幹不動了，也沒心思幹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個節目收視率極高，其實是投機取巧。我內心裡其實是看不上那個節目的，一輩子做那個東西，收視率再高也沒意義。」

　　陳虻那個時候是副主任。小崔說：「他審我的片子，很不滿意，但他體諒我，知道我生病。片子裡現場觀眾連連爆笑，他坐在那兒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就知道他心裡怎麼想。他不希望我這樣，但又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也不知道怎麼和我說。」

　　片子錄完，陳虻要簽播出單。

　　小崔說：「每次去找他簽字，他還問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走了。其實我很難受，我也知道這麼做不好，但我當時沒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邊，握著陳虻的手，我站在門口，從小視窗看著他倆。

　　崔永元說過：「我們這撥人可能都這樣，或者累死在崗位上，或者徹底不幹工作，沒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東方時空」原來的製片人時間發掘的，剛來評論部的時候，飯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說是時間厲害還是陳虻厲害？」他倆是一個戰場上的戰友，也是業務上的對手。

　　我第一次參加評論部的會，剛好是時間最後一次主持。他要離開了，坐在臺上，一聲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煙，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他開口說：「我不幸福。」

　　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他是說他倆都在職業上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輕鬆地把它當成生存之道。

　　說完，把煙按滅，走了。

　　我開的第二個會，是陳虻主持的。他接手了「東方時空」，正趕上十一長假後，開場是：「我不是來當官當領導的，我就是教練，不負責射門。我只是盯著你們，誰也別想躲過去。」

　　他讓我們觀摩能找到的所有國外優秀節目：「你們要把每個片子拆分到秒，從每個零部件去學習。」

　　我接下茬：「看來是這輩子最後一個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說：「你說對了。」

　　散會後他找我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專注一個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須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謀求幸福。」

　　我聽著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說，「一九九三年我要給『生活空間』想一句宣傳語，怎麼想都不滿意。問到家裡，恨自己，恨到用頭撞牆，咣咣作響。睡到淩晨四點，突然醒了，摸著黑拿筆劃拉了這句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進去，你能做好事情麼？」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工程專業的，孫玉勝任命他當製片人時，他才三十出頭，部裡很多有資歷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麼電視經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著人家不關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話當然讓人不服氣，拿出一個片子讓他評價，陳虻看之前就說：「我跟你們打個賭，這個片子肯定沒有特寫。」

　　他們不信，一看果然沒有。

　　他說：「為什麼肯定沒有？因為攝影肯定不敢推特寫。為什麼不敢？因為他不知道推哪張臉。不知道怎麼判斷這個事兒，他怎麼推啊。推就是一次選擇。」

　　底下竊竊私語，意思是——你推一個看看？

　　他舉例子：「美國『挑戰者號』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攝影機在場？但只有一位拿了獎，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間，他轉過身來，拍的是人們驚恐的表情。誰都可以作選擇，區別在於你的選擇是不是有價值。」

　　他沒拍過什麼片子，說用不著以這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可以當領導：「判斷一個運動鏡頭的好壞，不是看流不流暢，要看它為什麼運動。一個搖的鏡頭，不是搖得均不均勻，而是搖的動機是否深刻、準確。」他每年審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審片時，手邊一包七星煙，一包蘇打餅乾，十分鐘的片子要說一兩個小時，每次身後都圍一堆人。做片子的人當然都要辯解：「這個鏡頭沒拍到是因為當時機器沒電了」；「那個同期的聲音品質不行所以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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