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84)_柴靜_學達書庫

八四

　　這次的採訪全部是盧安克的安排，他挑選的地點、時間，他讓我們拍烈日下剛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羅家邊上的晚霞，我們想選擇更好的時間，他堅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寫了採訪的提綱，手裡攥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中文和德文交織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麼。」

　　我沒見過他這麼失穩，也沒見過他這樣在意。

　　我採訪的孩子中，有一個扮演電視劇主角容承，其他老師說他在班上最調皮，常帶著男孩們鬧事，被稱為「老大」。他接受採訪時有些緊張，拿著飯盒的勺子僵坐在桌邊，要求盧安克一定要在邊上。

　　我問了幾個問題：「你為什麼演容承？」「覺得他性格是什麼樣的？」……他都說「不知道」，幾個問題下來，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帶了一點放棄的感覺，轉頭對盧安克說「可以了」。

　　孩子突然號啕大哭起來，捂著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說怎麼了這是，趕緊看他，他說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隻拳頭按著自己胃。

　　我以為他是吃飯時說話著涼了。倒杯熱水給他，他不喝，問他要藥嗎，他搖頭。

　　盧安克蹲在他身邊，撫摸他的背，對他並不說什麼，跟我說了一句「我做德語口語翻澤的時候，也會肚子疼。」我明白他指什麼，但不確定，俯身對孩子說：「是因為我的問題給你壓力了嗎？如果是，那我真的對不起了，韓運。」

　　他埋在胳臂裡搖頭，「不是」，掙扎起來。臉上還掛著淚水，但表情毅然，「你問吧」。

　　是他這一句話，讓我覺得，盧安克說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邊，不看我，輕聲談：「這裡是農村，自然的力量很強，叫他爬山，他什麼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問題他會很痛苦的。」

　　盧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範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為好，帶著大家去拍外景，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六年級教室裡，氣惱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還在犯錯，我怎麼這麼蠢，我又問錯了。」我心裡知道，是我心裡那點放棄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臉上，男孩覺察了。

　　坐了半個小時，我絞著手，下去吃飯，小潘老師殺了一隻鴨子熬了個熱氣騰騰的火鍋，大家都坐定了，盧安克在他旁邊給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幾口熱的，我緩過來點兒了，背地裡我問他：「我怎麼老沒辦法改變我的弱點？」

　　他說：「如果那麼容易的話，還要這麼漫長的人生幹什麼呢。」

　　有半天的時間，盧安克帶著我們組和韓運走了三個小時山路，去爬山，在剛下過雨的小山澗裡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說不用去安撫和溝通什麼：「跟他溝通沒有用，踉他一起行動有用。創作就是這個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裡每人都有一張自己參與的電視劇DVD，看過了無數遍，還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學再看一遍，說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爛泥巴埋到下巴的細節，是真快樂。我們被招待吃了三頓飯，殺了一隻雞，孩子在水龍頭底下洗內臟，盧安克蹲著給他打傘。臨走時韓運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飯和碗筷繼續留人，只為了拖延點時間和盧安克多待一會兒。

　　盧安克說不吃了，孩子不吭聲，坐在了門口凳子上。

　　盧安克走過去，摸了摸他的背，柔聲說：「再見。」

　　韓運沒抬頭，盧安克出了門。

　　我們收拾完東西，出門的時候對孩子說：「再見。」他還是沒有抬頭，也沒說話，只是擺了擺手，小潘老師說他哭了。

　　拐過一個彎，盧安克站在那裡，看著夕陽快下的山，一動不動地站著，事後他告訴我，離開孩子時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為什麼要寫信給我，在離開之前他要交托於人，留下一樣東西來替代他：「創作可以成為他們的權威，可以給他們歸屬。」

　　當年我們採訪的六年級學生，現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會加人幫派，盧安克說這是一種歸屬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個在非洲塞拉里昂參加內戰的十二歲小孩，殺了很多人，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覺，他天天吸毒。後來這個孩子在聯合國的會議上解釋：「我們加入部隊的原因是，我們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時盼望著安全，盼望著自己屬於什麼，在這個所有歸屬都垮下來的時代。」

　　他說這跟留守兒童的情況是相似的，只不過極端得多，誇張得多，「中國的社會沒有那樣的背景情況，但中國的留守兒童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們能給他們帶來歸屬感。」

　　這也是當下的中國人最強烈的感受。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傳統的家族，集體斷了，新的又沒有建立起來，空虛只會導致消費和破壞，只有當人們能感到創建自己世界的滿足，不會與別人去比較，不會因為錢，因為外界的壓力感到被拋棄，這才是真正的歸屬。

　　在通信中，我們曾談到，「創作」這個詞現在常常被當成是一種「手段」——用來吸引孩子學習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種學習之外的調節。好像生活中總有一個偉大莊嚴的目的，一切都為這個目的服務。這個目的是什麼呢？為了服務於一種意志吧，當這個意志讓你去改造世界時，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識。而創作在盧安克不是手段，就是歸屬本身。因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過行動得到感受，從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導行動的，所以他說，說話是沒有用的，讓他們一起進人，共同完成那個「強大的人不是征服什麼，而是能承受什麼」的故事，感受會像淋雨一樣浸透他們，在未來的人生裡緩緩滋養。

　　紀律可以帶來秩序，但卻是被動的，只有一個人歸屬於一件事，一群人，一個社會，才會有認同和發自內心去照顧它的願望。

　　採訪結束後，盧安克說他已經滿足。現在可以去滿足妻子的願望了。「承受新來的責任，家庭的責任，不管是什麼結果。」

　　我說這句話裡面有一種很沉重的意味。

　　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為了什麼，有什麼使命，這個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麼結果，也許過了幾年我明白，為什麼要這樣。」

　　「你想檢驗自己？」

　　他好像觸動了一下，說對。

　　我說那你害怕那些對你有期待的人會失望嗎。

　　他說：「把希望放在別人的身上是虛擬的，所以無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會有希望。」

　　當時暴雨初晴，強光照透了天地，我說：「人生的變化很多，也許三年後我們會再見，再談一次，謝謝你。」

　　他微笑，說：「也謝謝你。」

　　採訪完第二天，盧安克離開板烈，去了杭州，進了妻子聯繫的工廠，一個星期後他辭職，因為手續問題，去往越南，等待命運中將要發生的事情，他說：「別人對我佩服的地方其實是我的無能，我無能爭取利益，無能作判斷，無能去策劃目的，無能去要求別人，無法建立期待。也許有人以為那是超能，這個誤會就造成了我現在的結果。還可以用另一種表達：人類大部分的苦都是因為期待的存在。其實，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須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沒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為這樣，人才能聽到自己的心。」

　　在我寫到這裡時，他仍然在越南，身處在語言不通、無法工作的邊境。除了保持與他的通信，我也沒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場最後的採訪，是在山間高處一片梯田裡的水泥儲水臺上，開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裡有一把破舊的大遮陽傘，是前幾天收麥子的農民留下來的，盧安克把它張了起來，足夠我們幾個、加五六個小孩子、還有一個看熱鬧的老農民容身。小羅站在我身邊，幫我拿著本子，兩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會兒，從傘簷上穿了線，山明一會兒，暗一會兒，大家緊靠著。面向各方自看暴雨裡青綠的田野，很久，有一點金光從東山破過來，烏青的雲滾動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過去了。

　　就是此時的感受，讓我想起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句話，在這期叫《告別盧安克》的節目結尾我說，教育，是人與人之間，也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發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觸碰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只要這樣的傳遞和喚醒不停止，我們就不會告別盧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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