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47)_柴靜_學達書庫

四七

　　那些向我們舉報的人領頭鬧事，把一個廠長趕下臺，焊上鐵門不讓廠子生產，私賣設備分了一部分錢，不久又把另外一個廠長趕下臺，又分了一部分錢。等陳坤志把拍賣控制成交後，他們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廠房和荒地拆成一個個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筆錢，都是這十幾個人掌握了……這些人不是我出發前想像的受害工人階級，沒有群像，沒有長得一模一樣的窮苦人群體，只有一個一個訴求利益的人。

　　採訪的時候，各方人士都寫了遺書，認為自己將被黑幫分子所害，包括陳坤志也說「我被黑社會威脅」……我沒克制住好奇，請每個人都把遺書念了一遍，每個人都聲淚俱下。

　　想起在「百家講壇」採訪易中天，他反客為主，問我，「新聞調查」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你說說，什麼是真相？

　　我想了想，說：「真相是無底洞的那個底。」

　　有觀眾看了這個節目，在我博客裡留言：「那你說說，什麼是探尋？」

　　底下有另一位觀眾替我寫了個答案：「保持對不同論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探尋就是要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幻滅、不斷摧毀、不斷重建，為的只是避免成為偏見的附庸。或者說，煽動各種偏見的互毆，從而取得平衡，這是我所理解的『探尋』。」

　　採訪完重慶這期，我給錢鋼老師寫信，說這期節目讓我不敢輕易再對任何事物直接發表評論。

　　「我對一方缺席的採訪抱有疑問，哪怕技術上來講證據沒有任何問題，也必須讓他們說話和解釋。即便這些解釋會讓我們本來簡單的是非變得混沌，會讓我被動，讓我在採訪中陷人尷尬，讓我可能必須放棄一些已經做完的不錯的採訪段落，會帶來節目被公關掉的風險，也必須這樣做，不僅是對他們負責任，同時也讓我們自己完成對世界的複雜認識，哪怕這個認識讓我苦苦難解，讓我心焦，」

　　錢老師回信說：「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東西脅迫，包括民意。我們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遠的地方來看我們自己。」信的最後，他說：「不要太愛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調查記者最容易戴上「正義」、「良知」、「為民請命」的帽子，這裡面有虛榮心，也有真誠，但確是記者在困境中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現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風雨時也許無可蔽頭。

　　我把這些寫在博客裡，但有讀者問：「記者價值中立並不等於價值冷漠，難道這個職業沒有道德嗎？」

　　二〇一一年，福建歸真堂藥業因活熊取膽汁人藥，被眾多名人與網友聯名反對上市，企業負責人邱淑花接受採訪前先哭了十幾分鐘，不回答具體的問題，只說攻擊她的人由西方反華勢力推動，她也沒有證據，只說：「就是陷害。」

　　我問：「有沒有一種可能，是現在的社會發展了三十年之後對於動物的保護意識要比以前強了很多，聲音也大了很多？」

　　她眼淚收住了：「這個我也沒辦法說了。」

　　我說：「那您願意把情緒沉澱一下，再梳理一下這個問題麼？」活熊取膽這件事與二十年來法律、經濟、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的變化和千百年來中國人與動物的關係有關。這些都不是情緒能夠回答的，我多以「有沒有可能……」開頭來提問，也是因為我不確定自己一定是對的，不能輕易選擇立場，只想通過提問來瞭解「如果你採取了某個立場，將不可避免作出什麼選擇，另一些人的選擇會是什麼，按照經驗將會產生什麼後果？」

　　邱一直在強調絕不放棄活熊取膽，我問：「有沒有可能你們一旦上市了，國家產業政策現在正在變化，將來這個產業萎縮之後對股東、對你們也有風險？」

　　她猶豫了一下，松了口：「人工替代品如果能研發，我們也可以研發。」

　　轉變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對大量反對聲音時，晃動其實已經開始，人往往出自防衛才把立場踩得像水泥一樣硬實，如果不是質問，只是疑問，猶豫一下，空氣進去，水進去，他兩個腳就不會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一個人一旦左右搖擺，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現了，自會剝離掉泥土露出來。

　　採訪不用來評判，只用來瞭解；不用來改造世界，只用來認識世界。記者的道德，是讓人「明白」。

　　應國務院新聞辦的邀請，我去跟政府官員座談。其中一位說到他為什麼要封閉新聞，「因為不管我放不放開，他們（記者）都不會說我好。」底下人都點頭。

　　到我發言，我說，說三個細節吧。一是有一年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惡棍」描述中國人的「辱華事件」。我跟美國街頭遇到的黑人談這事，他說我們很討厭這個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談到美國的一些媒體報導中有明顯的挑釁與失衡處，他們灰頭土臉地說，「他們對我們也這樣」，但他們接受記者的職業角色，因為「這是憲法給他們的權利」。

　　第二個細節是，有一次雪災剛過，我去發改委採訪一位官員，當時網上批評發改委在雪災中有應急漏洞，我問他這個問題，他答完長出口氣，說：「總算有人問我這問題了。」因為他終於得到一個公開解釋的機會。如果一直封閉新聞，結果就是大家都會相信傳言，不會有人問你想回答的問題。

　　第三個細節是我在廣東採訪違法征地，剛坐下問第一個問題。這位市長就火了：「你居然敢問我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你們為什麼要違法批地呢？」

　　他站起來指著攝像機爆粗口。

　　我提醒他：「市長，正錄著呢。」「你給我關了！」他就要撲到機器上來了。

　　他怒氣衝衝：「我沒見過敢像你這樣提問的記者。」

　　「我也從來沒見過你這樣連問題都不敢間答的市長。」我當時也有點急了，笫一次直接跟我的採訪物件語言衝突。

　　我們第二天一早的飛機走，準備睡了，晚上十一點，他大概是酒醒了，臉如土色地在門口等著：「再採訪我一次吧。」同事們對視一眼，說「別理他了」

　　上午的採訪都已經錄下來了，他是漫畫式的形象，快意恩仇，而且充滿戲劇性，觀眾愛看。但我們要的不是他的失態，而是資訊。陳威老王架機器，我洗了把臉，說「坐吧」。採訪了四十分鐘，他說違法征地的決策程式和地方財稅的壓力。採訪完出門時我對他說：「我可以不採訪您，這您知道。但我採訪了，是因為我尊重我的職業，也請您以後尊重記者。」

　　說完這三個細節，我說：「您認為媒體有偏見，是的，可能媒體會有偏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這樣，但糾正偏見的最好方式就是讓意見市場流通起來，讓意見與意見較量，用理性去喚起理性。」

　　一個數年未見的朋友碰面，說與幾個人在酒吧裡同看我的節目，「原來覺得你挺鬥士的，一看你現在都專訪官員了，都嘲笑你，我還替你辯解來著，說你也不容易。」

　　我說你聽內容了麼，他說沒有，我說哦。

　　他說：「你變了，從你的眼神裡就能看出來。」

　　「你覺得這樣好麼？」我問他。

　　他沉默了一下，說：「我覺得……對你好就好。」

　　我說節目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覺得這個官員說的資訊，影響很多人生活，觀眾需要瞭解。他說：「哦那你就是……」他發出了噝噝的音，但還是把後面那個刺激的字收住了。

　　他說話就這個風格，我不以為怪：「不管報導誰，都是平等的吧。」「你真覺得你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說。

　　「對我來說，攝影機紅燈亮的時候，任何人都只有一個身份：『我的採訪對象』。」

　　他撲哧笑了，說：「太天真了。」

　　我也笑：「是，凡事信以為真。」

　　在採訪筆記本前頁，我抄了一段話，歌德讓他的弟子去參加一個貴族的聚會。年輕的弟子說「我不願意去，我不喜歡他們」，歌德批評他：「你要成為一個寫作者，就要跟各種各樣的人保持接觸，這樣才可以去研究和瞭解他們的一切特點，而且不要向他們尋求同情與共鳴，這樣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須投入廣大的世界裡，不管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它。」

　　不管圍觀者對他的期待有多深，環境有多鼓噪，他說：「我沒有戰鬥的情感，也不打算寫戰歌。」

　　那位朋友看到的節目中，我採訪的官員批評上級政府財政決策失誤，說了四十五分鐘，很坦率。

　　採訪完我問他：「您這個性怎麼生存？」

　　他說：「官僚系統是一個複合系統，只有一種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麼直言不諱還能讓人接受？」

　　他說：「準確。」

　　我想起問過Ann如果你認為安娜的方式並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麼是？

　　Ann說：「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準確是最好的防禦。

　　無論如何自製，人的情緒是根除不了的，有時松，有時緊，永遠永遠。我讓老范編輯時把我表情過度的鏡頭掐掉，她不聽，有時還要強調出來，加點音樂，覺得記者有情緒才能帶動觀眾。我拿她沒辦法，只能自責：「你給我做一個牌子，採訪時我再不克制就舉牌子，上面寫兩個字：『自重』。」沒辦法，方丈說得對，和尚和記者這兩個工種，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別幹了他送我那本《金剛經》裡，有一句「念起即覺，覺即不隨」，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緒判斷的，但要有個戒備，念頭起來要能覺察，覺察之後你就不會跟隨它。

　　她嬉皮笑臉：「哎呀我們覺得挺好的，你又不是神仙姐姐。你是凡人，還是在地上走吧。」

　　有位觀眾曾經在博客裡批評過我，我覺得說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說給她們聽：「如果你用悲情賄賂過讀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悅過自己，我猜想柴靜老師做節目、寫博客時，常是熱淚盈眶的。得誠實地說，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礎是自我感動。自我感動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癮。對它的自覺抵制，便尤為可貴：每一條細微的新聞背後，都隱藏一條冗長的邏輯鏈，在我們這，這些邏輯鏈絕大多數是同一朝向，正是因為這不能言說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能走到這條邏輯鏈的半山腰就號啕大哭。」

　　他寫道：「準確是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而自我感動、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淚交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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