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46)_柴靜_學達書庫

四六

　　二〇〇四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兩個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間新聞」時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軍備忘錄，暗示布希家族曾偽造小布希的服役記錄。

　　輿論大嘩，但最終檔的提供者承認他誤導了CBS，丹·拉瑟不得不離開「晚間新聞」，重回「60分鐘」當記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終離開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體寒意——一條新聞有多人把關，為什麼是主播辭職？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同行說：「如果這個節目得當年的皮博迪獎，領獎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別人。這條新聞惹了麻煩，承擔責任的，也必須是你。」

　　丹·拉瑟說：「質問當權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認為事實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質問」二字，心裡咯噔一下。

　　美國媒體評論說，喜歡挑戰權威的嗜好和對「調查性報導」的狂熱，使丹·拉瑟在這次失誤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寫了一篇文章，叫《話語權的另一半》，寫到了對華僑公司那次採訪：「我們也許沒有機會採訪被指證方，但是有沒有對自己獲知的一方資訊存疑？能不能站在對方立場上向報料人發問？有沒有窮盡各種技術要素，體現出盡可能去尋找對對方有利證據的傾向？『做不到』，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不必做』，卻是一個以暴制暴的思維模式。」博客裡引了小莊那句話：「一個節目裡應該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底下有位讀者跟了一句：「過去你覺得只有好人壞人，現在只有好事壞事，將來只有有事無事。」

　　哎。

　　福建三明殘聯為當地老年人安排免費白內障手術，手術外包給一個沒有執照的醫生，發生醫療事故，導致多人失去視力。我們去前，已經有很多報導，我採訪殘聯負責人，四十多歲，採訪了一個多小時，結束後她哭了。

　　我有點意外，以為怎麼著她了。

　　她說：「之前從來沒存人願意聽我把話說完。」

　　我和老郝對望一眼，沒想到是這個反應：

　　人性的好惡不可避免，去做免費手術的老人都貧窮，坐我對面，穿著帶破洞的舊解放鞋，吃飯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裡，青布衣襟上掉著米粒。面對這樣的人不可能沒有同情。面對造成這個結果的人，也不可能沒有憤怒。

　　只是如果她沒說完這一個多小時，沒法知道手術的晶體是怎麼購買的，怎麼出的品質問題，醫生從哪裡來，定點醫院為什麼會承包給一個沒有執照的人，誰給殘聯佈置的非完成不可的「複明工程」的指標……這個人的背後，隱而未見的複雜因果如同大網，鋪向無邊。

　　我依然尊敬並學習法拉奇和安娜，但也開始重新思量採訪，她們甘冒槍林彈雨，為一次採訪可以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極深，但也容易將世界分為掌權者與被侮辱者，將歷史的發生歸功或歸罪於某一個人，容易將好惡淩駕於事實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後寫《憤怒與豪》，說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寫下這本書——那不是報導，甚至不是文學，用她的話說是「訓誡書」，這篇檄文裡用的都是「壞蛋」、「強姦犯」、「蛆蟲」這樣的字眼。

　　淚水和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覺得公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要求是揭示這個世界，不是揮舞拳頭站在什麼東西的對面。

　　我到莫斯科。海關排了兩個小時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從箱子裡翻出兒盒人參，遞給邊檢小姐，她一笑，熟練地在椅子上一擰身。彎身放進櫃檯下，每人效仿，蓋章放行。機場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邊建築物外牆上鮮紅淋漓的大字：AMERICANGOAWAY！車上的俄羅斯記者說，光頭党有五萬人，命為民族的士兵，攻擊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國人，認為他們搶奪了自己的資源：在酒店門口，下車的人群忽然停下來了。前面是五六個光頭，穿著短皮夾克和金屬鞋頭，他們看過來的時候，陪我們的留學生突然轉過身去，臉色蒼白。他曾受過光頭黨圍攻，如果不是一對老夫婦喝止，「必死無疑」。誰也不說話了，緊緊握住手提箱拉杆，不遠處，員警背著手撈一把瓜子閑看著。

　　第二天我出門，找不到計程車，攔住了一輛破拉達，開起來像犁地一樣。頭髮蓬蓬亂的司機聽著重金屬音樂，能講一點英文，嘮叨著「還是共產黨時代好，有麵包吃」。

　　他猛地一個急轉彎，搶在一個大公車前面。

　　「知道嗎？彼得堡每個星期都有有錢人被暗殺。」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個殺手，只殺人，十五萬美金，一點都沒動。」

　　他讚賞地揮一下手：「就是要跟這幫資本家幹到底！」

　　我有點理解了Ann的想法——個世界如果只按強弱黑白兩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個立方體，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狀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慶調查。一塊土地拍賣，三年不決，工廠因此停產，一些工人寫信給我們希望報導，信上按著很多紅指印，給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關鍵人物叫陳坤志，他被指證操縱土地拍賣。

　　「他有槍，指著人的頭讓人簽協議。」有人說。這人自稱被他拘禁過，人證物證都有。領導知道採訪有危險，讓我們把手機都換掉，用一次性的卡，說：「不採訪他，節目能成立麼？」

　　「基本的證據夠了。」編導劍鋒說。

　　「那不采也成，安全第一。」領導說。

　　其他採訪結束，夠用了，行李裝上了車，飛機過幾個小時起飛，我們幾個在賓館坐著，面面相覷，都知道對方心裡的話：「采不采陳坤志？」

　　不采節目也能成立，但是個新聞人，都放不下。

　　「那就電話採訪吧，采完走劍鋒說：……

　　四點鐘，我打了他電話，沒有通，我和同事們對視了一下，松了口氣，又有點失望：

　　再撥一遍吧。

　　嘟的一聲響，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台的記者，採訪土地拍賣的事情，想聽聽你的解釋。」

　　「我在打高爾夫。」他說。

　　「能見見你麼？」我認為他肯定直接掛掉或者說沒空。那樣我們就可以輕鬆趕路了，在機場還來得及吃碗米粉。

　　結果他說「來吧」。

　　很多人都會奇怪，為什麼那麼多這樣的人居然會接受電視採訪，「60分鐘」的記者華萊士說過一句話：「因為所有你認為的壞蛋在心裡都不認為自己錯了。」

　　採訪時，他幾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認了所有的事實，包括操縱拍賣，收了一千七百多萬仲介費用，但「操縱拍賣」在他看來是一次正當勞動，他甚至自覺有道德感，因為做到了「對出錢的人負責」。至於那些被他拘禁要脅的人，他認為都是想從中多撈一把的膿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蒼蠅一樣嗡嗡嗡」，都得不了逞。

　　我們坐在巨大的穹形高爾夫球場邊上，他把我當成了一個英雄故事的聽眾，我懷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說出的話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我問過律師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沒有任何問題」他歪著頭，臉上幾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門的時候，他已經沒有顧忌了：「我是公安大學畢業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後來的調查和審判中，他被判處死緩。

　　但這事沒有完。陳坤志曾對我說過一句話：「這個事件中沒有人是正義的，別打著這個旗號，大家都是為了利益。」

　　我原以為，這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分為被欺淩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對他提供的資訊進行印證後，我才發現，拍賣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確實不是單純的受害人，他們最初都是要從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過，在叢林法則下，大魚吃小魚，最後被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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