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44)_柴靜_學達書庫

四四

　　第十章真相常流失于涕淚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農村採訪拆遷。

　　圍攏的農民越來越多，人多嘴雜聽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問：「你們當時同意這個拆遷方案嗎？」

　　「不同意！」居首一位農民說。接著大家紛紛喊起來：「不同意！不同意！」

　　我說：「不同意的人請舉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舉起來，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頭，喊：「我！我！」

　　我覺得這個鏡頭很有張力，也足夠說明問題。晚上工作完，攝像李季在飯桌上提醒我，採訪最好不要用這個方式，可以約幾個人坐下來問，比較從容地陳述，拿出證據。人們圍攏的時候，表達的很可能只是一種情緒。

　　我沒說話，不完全聽得進去——農民利益受損這麼大，上訪無果，碰到媒體都不能表達一下嗎？再說了，有情緒也是現實。

　　幾個月後，在福建採訪一家藥業的負責人，兩位工人因為搶修排汙管死亡，輿論懷疑死亡與遮掩污染有關，環保局承認受到壓力無法調查此事，我們沒有偵查取證的權力，疑問再多，對方都可以否認，「沒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對抗性採訪時一樣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新聞節目「60分鐘」，記者萊斯利採訪前任副總統戈爾，萊斯利問他：「你還會複出競選總統麼？」

　　戈爾一直打哈哈繞圈子，八分鐘，眼看這採訪要失敗了。

　　忽然她問：「戈爾先生，您還會留鬍子嗎？」

　　戈爾愣了一下，繼續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結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這個採訪。我們坐在廠子的辦公室裡，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攝像師拿領子掩著鼻子，我問這位老總：「工廠的排汙是達標的嗎？」

　　「是。」

　　「有沒有非法排汙？」

　　「沒有。」

　　「那我們在這兒聞到的強烈味道是什麼？」

　　「我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您是說您聞不到？」我靠著椅背，歪著頭，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臉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沒有您那樣靈敏。」

　　我笑了一下，節目結束。

　　事後大家都對這個結尾印象深刻，說真銳利。

　　我有點得意。

　　莊主任審這個片子，看完對我說了一句話：「要疑問，不要質問。」

　　這點諷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嗎？我問他：「可是怎麼對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記者提供的是事實，不是情緒。」他說的跟李季一樣。

　　一出門，在南院碰上陳虻，沒躲得及。平日我臉上只要有任何異樣，他都會批評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興，他就會找你談談，覺得你「最近肯定沒思考」。但要是不高興，你試試？

　　「怎麼啦？」果然。

　　我剛說了個頭兒。

　　他就評論：「你的問題是你總是太投人了，熱愛就會誇張，感情就會變形，就沒辦法真實地認識事物了。」

　　「都像你那樣……」我帶著情緒衝口而出。

　　「像我怎麼樣？」

　　「像你那樣老於世故。」

　　「你如果對這兒不滿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當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這兒就得……」

　　我打斷他：「像你這樣無動於衷？」

　　又談崩了。

　　每次跟陳虻吵完，倒都是他給我打電話，不安慰我，也不生氣，只是繼續跟我講。

　　「痛苦是財富，這話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說，「對痛苦的思考才是財富。」

　　我拐了個彎，去京門大廈的機房找老彭訴苦。

　　當年評論部有幾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電視牲口」，有次編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辦公室，不洗不梳，屋子裡的味兒進不去人。當年，在羅布泊的小河墓地遺址，他扛著四十公斤重的機器和給養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塊幹饢。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氣只有一條睡袋。回來吃火鍋的時候跟我們說，睡在千年古墓群裡，半夜被凍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紅柳扔進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滿天星斗。

　　老彭靠著滿牆帶子抽煙鬥，見我進來，多燙一隻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麼啦？」

　　我嘟嘟囔囔地說領導不讓諷刺壞人，以為他會支持我，但他說：「我早想罵你了，沙塵暴那期節目，鏡頭裡你跟著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剛站下就開口問：這水能喝麼？」

　　我說這怎麼了。

　　他小細眼從黑框眼鏡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醫麼，中醫講望聞問切，你急什麼？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聞一聞，聽聽水聲，讓鏡頭裡的氣淌一淌，再問？」

　　我沒話可說，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準備喝，他「唉」一聲，伸過手把杯裡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換上九四年的普洱，「這樣喝茶你的舌頭才喝得出薄厚。」

　　「新聞調查」的同事小莊有句話：「電視節目習慣把一個人塑造為好人，另一個是壞人，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小時候看電影，人物出場，小朋友們坐在一地瓜子皮裡，最愛問的是：「好人壞人？」衝鋒號一吹響，立刻熱淚盈眶，對壞人咬牙切齒。

　　我以為自己不喜歡這模式，實際上除了這個模式，我也不太會別的。

　　張潔給了我選題的權力，有些題目他想讓我採訪，但我選擇不做，認為有些採訪對象臭名昭著，想離他們遠點兒。張潔這人寬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樣子，就作罷。

　　《鳳凰週刊》主編師永剛是我的朋友，說起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聞記者有責任去記錄持任何一種觀點的人，評判是觀看者自己的事。」我轉著手裡杯子笑而不語，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幾年我做節目的趣味是猛題，烈度高，對抗強，要像銅豆大雨，規模大，氣勢強，大地為之顫動。

　　阿文被戒毒所賣去賣淫一案，一進辦公室，所長拎起暖瓶說「我出去打點熱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鐵。

　　他聲稱對所有賣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證明你說的都是假話。」同去的記者趙世龍拿支鉛筆指著他。

　　「我不認識他，」所長轉向我，脖子上靜脈突突跳動，「絕對沒見。」

　　「你撒謊。」趙世龍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為證。」

　　壞人暴露，我覺得任務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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