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19)_柴靜_學達書庫

一九

　　他喊了出來：「我至今還認為他是有罪的。」他轉身往外走，一邊揮舞著手：「你不要成為別人的工具。」

　　我緊跟在他身後，鏡頭在我身後：「法庭辯論的時候，辯護律師說司法不要成為工具，您怎麼看？」

　　他跳得真高。

　　採訪完，張天賀叼個大煙斗，定了會兒神，說：「這溫柔的小刀兒，左一刀右一刀，一會兒就剩下骨頭了。」又歎氣：「一個姑娘家這麼厲害，誰敢娶？」

　　過了一陣子，就沒人說我厲害了，因為組裡來了新人。

　　第一次見面，謔，這姑娘，剪短髮，一條背帶牛仔褲。眼清如水，一點笑意沒有。

　　我倆下班回家，發現走的是一條路，租的房子緊挨著。過馬路的時候，她對我說：「以前你在湖南衛視的時候我挺喜歡的。」

　　我剛想扭捏一下，她接著說：「你在『東方時空』主持的那是什麼爛節目呀？」

　　「嗯……」

　　她轉過頭毫不留情地看著我：「那個時候，我很討厭你。」

　　姑娘叫老郝。後來對我比較容忍了，大概覺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領點錢，姚大姐千叮萬囑，逼著我當面裝在信封裡包好，又怕我掉，拿釘書機訂上，又怕包沒有拉鍊，讓我用手按著，臨走我還是把黃澄澄的信封丟在辦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錢帶給我，押著我在路上存進銀行。櫃檯小姐問，活期還是定期？

　　就那麼幾千塊錢，我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會兒，說，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區別，醫療、保險……她都得惦記著，我和老範從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裡，廚房小得進不去人，老郝一條熱褲，兩條長腿，圍個圍裙，做泰國菜給我們吃，拿只小銀剪剪小紅尖椒圈，腳底下放著一盆鮮蝦：「今天好不容易買著魚露。」我和老範倒在藤搖椅上，喝著蜂蜜水，手邊水晶碗裡是金絲棗，硬紙疊的垃圾盒讓我倆放核。

　　「老郝。」

　　「嗯？」她在廚房應。

　　「我要娶你。」

　　「滾。」

　　採訪的時候她總冷眼看我，剛開機她就叫「停」。

　　「你那個——」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細一支的銀鐲子，我穿著白襯衣，想著沒人會看見。「你不戴，沒人不高興，」她說，「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歡。」

　　我摘下，之後不在工作時候戴首飾。

　　老郝眼底無塵，她來之後，選題就更硬更難。我們去江西找個失蹤的販賣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車熄火了，兩人凍得抖抖索索，在後頭推車，身上都是泥點子。滿天星斗亮得嚇人。找到嫌疑人家，一進家門，正對著桌板上放一個黑白鏡框，是個遺像。

　　家屬一攤手：「死了。」

　　這人是當地公安局長的弟弟，我們去了公安局。

　　局長戴一個大墨鏡，見面寒暄，拿出上百萬字文學作品集送我們，聊了半天文學，才開口說案子，說嫌疑人被山東警方帶走了，再沒見過，說可能在監獄裡病死了。

　　我狐疑：「聽說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說：「是啊，我大義滅親，親自把他交給山東警方的。」

　　我們打電話問山東警方，這死人到底怎麼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們。也是，隔著幾千里，打電話哪兒成啊。

　　五個人回到賓館，愁眉苦臉，像吃了個硬幣。

　　老郝說：「我去。」每次，她決心已定時，都是嘴往下一抿，一點表情沒有，眼裡寒意閃閃。

　　她看了下表，沒收拾行李，從隨身小黑包裡拿出個杯子，接了一杯熱水，擰緊蓋，插進側包，下樓打車，三小時後到了車站，一跳上去火車就開動了。到車上打電話跟我商量去了找誰，怎麼辦。一個多小時後，電話沒電了，突然斷掉，不知道車到了哪兒。

　　我放下「嘟嘟」空響的電話。那天是耶誕節，手機關了聲音，一閃一滅都是過節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遠在天邊的事兒，我對牆坐著，小縣城裡滿城漆黑，無聲無息。

　　滿是黴味的房間裡，深綠色地毯已經髒得看不出花紋，水龍頭隔一會兒就「哢啦啦」響一陣子，流一會兒銅黃色的水。我在紙上寫這件事的各種可能，如果真是局長私放了他弟弟，他會怎麼做？……這樣做需要什麼程式，誰能説明他？這些程式會不會留下痕跡？……我亂寫乩畫，證據不夠，腦子裡像老汽車一遍遍拿鑰匙轟，就是差那麼一點兒打不著火，又興奮又痛苦。

　　不成，這麼想沒用。

　　我必須變成他。

　　我趴在桌上繼續在白紙上寫：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需要誰來説明我？……我的弱點會是什麼？腦子裡像有燈打了一下閃，我打電話問公安局的同志，閒聊幾句後問：「你們局長平時戴眼鏡麼？」

　　他猶豫了一下：「不戴」

　　掛了電話，我繼續寫：「見記者的面要戴墨鏡遮自己的眼睛……是個寫詩的文學青年……他的弱點可能是什麼？」

　　我寫：「意志。」

　　陳虻有一次跟我講，日本橫綱級的相撲選手，上臺的時候。兩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據說勝敗在那時候就決定了。兩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們沒有出賓館的門，敲門也不開，當天的日記裡我寫：「交戰之前，明知他腰裡有銀子，但被衣衫蓋著，不知道該怎麼出劍，但經驗告訴我，那就別動。風動，樹梢動，月光動，你別動，就會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來：「他向組織坦白了。」

　　再見局長的時候，他的眼鏡已經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紅絲，他說我想抽根煙。給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認了，他弟弟和另一個嫌疑人是他從山東警方手裡以江西有案底為由接回，之後私放，讓家屬對外宣稱死亡。

　　我問到跟他同去山東接的還有哪位員警，他久久地沉默。一個人是不能辦這個手續的，我再問：「有沒有人跟你去山東？」

　　「沒有。」

　　膝蓋上的手機響了，是老郝發來的短信：山東警方提供了介紹信號碼。我把這個號碼寫下來，遞給對面的人：「這是你開的介紹信號碼，信上有兩個人的名字。」

　　他歎口氣：「他年輕，我不想他捲進這件事。」

　　我說：「那你當時為什麼讓他捲進來呢？」

　　他再長歎一聲。

　　採訪完，老郝正立在山東瀟瀟大雪裡，攥著手機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盡頭，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車去拍它，我給老郝發了一個短信：「贏了。」

　　這樣的節目做多了，有陣子我有點矯枉過正，用力過猛。我媽說：「跟你爸一樣，有股子牛黃丸勁兒。」

　　在深圳採訪詐騙案時，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體採訪得煩了，不讓我們進門。

　　窮途末路，錄音師小宏想起來他有個同學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聯繫還在。對方念舊，幫忙找來他的上級，端著一個玻璃瓶當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葉再吐回杯子裡：「跟你們走一趟吧。」

　　安排了經偵大隊一位警官接受採訪，黑瘦，兩眼精光四射，說話沒一個廢字。

　　我問：「為什麼這類案件當事人報警後警方不受理？」

　　警官說，因為合同糾紛和合同詐騙的區別，法學家都說不清楚。我追問：「不清楚？說不清楚你們怎麼判斷案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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