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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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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 二〇〇三年九月,張潔搞改革,「調查性報導」成為「新聞調查」的主體,以開掘內幕為特徵,採訪會很剛性,開會的時候他發愁:「柴靜跟我一樣,太善良了,做不了對抗性採訪。」 老範接下茬:「都不見得吧?」 「真的,她臺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張見過我怯懦的時候。 「她?」天賀笑得直喘。 這幫壞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時才認識我,那時我剛從爛泥境地拔出腳,沾了點輕度躁狂,帶著矯枉過正的活潑,上樓都一步兩級,沿著樓梯上指向「新聞調查」的箭頭一路跳上去。還是我爸最理解我,說:「就像我們手術臺上的病人,麻藥勁兒過去了,話特別多,抑鬱很容易轉成亢奮。」 這種虛亢上陣交手,一招就潰敗。 一個醫院監聽120電話,違規出車搶病人,病人死亡,取證時只拿到一段出車搶人的錄音。家屬一直懷疑延誤了治療時機導致死亡,但病歷拿不到,時間緊任務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須一試。機器架起來,我坐在醫院負責人的對面。 他四十多歲,見了鏡頭不躲也不緊張:「坐,問吧。」 他渾身都是破綻,但我就是點不到要害。他承認違規出車,但認為違規出車和病人死亡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醫療是非常複雜的專業問題,你可以無限懷疑,但事實弄不清,這節目就是廢的,說什麼都沒用。我只是一個記者,沒有他的允許,不能掀開他家裡的簾子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術手段,雖然他左口袋的手機裡可能就有那個事關秘密的號碼。 採訪了一會兒,他直接把胸口的麥克風拔下來,站起來說:「我沒時間了,需要去休假,車就在樓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樓梯口。他把我叫住,從樓梯高處把我落在桌上的採訪本遞過來,突然一笑:「你忘東西了……怎麼,比我還緊張?」 失敗感比口含硬幣還苦。 史努比當時主持評論部內刊的一個「圓桌討論」,大家談我,最集中的意見就是能不能做好剛性採訪:「她的神態時刻在告訴對方,坐在你對面的是一個林妹妹,但也許這是她個人的特點,我說不好。」另一人說:「是,老覺得她像個電臺夜間節目主持人,要向你傾訴點什麼。」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動作我倒是記得挺牢。忽閃大眼睛也好,一顰一笑也好,捋個頭髮什麼的,她可能是沒意識的,但是觀眾能意識到,就被這些干擾,我覺得在這些細微的地方應該有意識地收斂。」氣得我——誰忽閃你了誰忽閃你了?我那是隱形眼鏡老乾澀行麼?但別人沒看錯,非典的時候冒死不難,提一口氣就夠了,生活卻是呼吸不絕。天性裡的那點怯弱,像釘子一樣釘著我。小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牆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窘。我媽看著我直歎氣。 一直到長大成人,生活裡碰到厲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訕,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覺得舒服。我覺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畫裡的圓頭小子查理·布朗,連條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當,下次還吃虧。明知「吱吱叫的車輪才有油吃」,就是開不了口。 電視臺新聞群組有自己的女性傳統,前輩介紹的經驗是:「除了去廁所的時候,永遠不要意識到自己是女人。」同事們老拿我在雙城的採訪開玩笑,說這是「泣聲採訪」,他們觀望我:「這種路數能不能幹好硬新聞?」 史努比倒又說回來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種對人的關注方式,她的成長會有個不變應萬變的過程,也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問題不硬的根本原不是頭髮和表情,是我不儲,不懂就被糊弄,穩不住。 一開始採訪農村征地問題。我連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適用的是不同法律條款都不清楚,張潔不管我,也不教我,出發前不開編前會,也不問我要採訪提綱,出差在外都不打電話問一聲進展怎麼樣。我真不知道他怎麼敢冒這個險,調查性報導全靠現場挖掘,但凡有一點記者問得不清楚,後期怎麼補救也沒用。 我自己沉不住氣問他:「你也不擔心啊?」 「你們不求助就說明順著呢。」他笑。 「那我丟了調查的人怎麼辦?」 他又一笑:「大節不虧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頭腦裡的疙瘩一點點揉開,揉出勁道。 別無他法,晚上,我左手拿著專家聯絡表,脖子夾著手機,右胳膊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趴在滿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像小學生一樣,一條一條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記住,青苗補償費的資料挨家挨戶算一遍,問題列出來,想像對方會如何答,一招一式怎麼拆解,笨拙地雙手互搏。 看一會兒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過一會兒,鳥叫了,越叫越密,我氣急敗壞,忍著心裡刺動往下看,再抬頭天色薄明,清晨六點,街聲都起來了。胳膊撐在床上已經打不了彎,齜牙咧嘴地緩一陣子麻痛,洗臉吃碗熱米線去採訪,知道這麼青面獠牙地上鏡不好看,顧不上了。 史努比老說我有「塑膠感」,跟現實隔著朦朦一層。但這層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錯的生活上,切開皮膚,直入筋骨。 不說別的,進了農村,跟狗打交道都是個坎。你盯著它,它盯著你。它斜著小圓眼,討好它也不理你,拿個傘嚇唬它也沒用,它反正閑得很,有的是時間,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橫,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過我一個看看」。 比狗更難的是大嫂。 在山西採訪兩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賄選的事,一進村才知道什麼叫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雙方都懷疑我們是對方花錢請來的,每方都有一隊人馬跟著我們。想講理,說什麼客觀公正,沒人理這一套,我們正在採訪,另一方在高坡上大聲叫駡,接受採訪的大嬸從炕上一躍而起,推窗高叫還罵。 我們被直接堵在大門口,領頭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短髮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選人的老婆,上來一言不發先扯住我前襟。我覺得好笑,想掙脫,掙不開,場面就有點狼狽了。女人背後有二十多個成年男人,叉著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個上來干預,場面就會失控。 好笑的感覺沒了,被扭住的時候,人本能地往下扯著臉,想喊「你要幹嘛」,不過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種挑釁,我克制著沒去掰她的手,說:「你要什麼吧?」 「不能採訪他們。」 談新聞平衡是沒用了,我只能說:「行,那就採訪你們。」她愣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鬆開了:「每個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來,要這麼采會沒完沒了,但不採訪走不了,我說:「好,把機器打開。」 「你們站好。」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幹嘛,但能感覺到他們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們莫名其妙地有些順從,不說話了。 「排成三排。」 沒人動,他們有些不滿。我說:「攝像機只能拍到一定的範圍,你們要想被拍進去,必須排成三排。」接著點了一下那個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對「最前面」這幾個字似乎很滿意,立刻站了過去,指揮其他的人排了起來。 我面對著他們,很奇怪,聲音沒有從喉嚨裡出來,是從胸腔裡來的,這個聲音比我平常的聲音要低要慢,像個三四十歲女人的聲音,有點像……我媽的聲音:「我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客觀記錄這個村子裡的實際選舉情況,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有零散的聲音,其他人不說話。 「選舉是嚴肅的事情,請負責任地表達。」我用了書面語,再問:「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他們齊聲大喊。 「現在請你們舉手表決,支持王玉峰的請舉起手。」王玉峰是他們一方的候選人。 都舉起了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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