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16)_蔣世傑

十六

　　徐樹軍、任之良他們再次趕到地震災區，災區群眾的基本生活已經得到安置。受災嚴重的村，家家戶戶搭建了帳篷和暖窩（在地上挖個坑，用木料和麥草蓋住上邊，人住在裡面，比帳篷裡還暖和，故被當地人叫做暖窩），加上送來了燒煤和糧食，度過這個冬天，看來問題不大。

　　他們在鄉上瞭解了一些面上的情況，就走村串戶，核實一些情況，為安排下一步的救災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們來到馬蓮溝村，進村不久，看到了這樣的情景：一位老婆婆帶著一個小姑娘，與一夥解放軍戰士面對面地跪著，都在向對方請求著什麼。任之良愣了一下，急忙走過去，就要扶起那老人。老人拉著任之良的手，一雙淚眼看著他，哽哽咽咽地對他說：「這不是任家的良子嘛，你來得正好，你勸勸他們吧，收下我這老婆子這點心意吧！」她說著把一籃子雞蛋交到任之良手上。

　　任之良接過籃子，放到地上，就往起拉老人，老人說什麼也不起來，任之良說：「老嬸子，有話起來說，這樣可不好。讓他們的首長知道了，可是要挨批評的呀。」

　　老人聽了這話，就擦眼抹淚地站起來。戰士們見老人站起來，也就一個個站了起來，他們把老人扶到帳篷門前，坐在一根木頭上，反復說著一句話：「老人家，你的心意我們領了，東西我們不能收，這是紀律。」

　　任之良對老人說：「老嬸子，這樣多為難他們呀，你看，讓戰士們跪在這樣冰冷的地上，你也不怕他們跪出毛病來呀。」

　　老人拉著任之良的手說：「任家良子呀，你是不知道呀，我這條老命是他們給撿回來的，眼下他們要走，我老婆子也沒個啥，就煮了這幾個雞蛋，又不值錢的，表表我老婆子的心。他們硬是不肯要，這叫我咋過意得去啊！」

　　原來，這老人身邊沒有兒女，和一個小孫女相依為命。地震那天，她家的兩間土坯房被震塌了，她和小孫女被埋在廢墟中。連夜趕來的解放軍戰士，從廢墟中挖出老人和小孫女，送到附近的醫院，由戰士們輪流去醫院侍候她老人家和小孫女。所幸她祖孫倆都只受了點外傷，不幾日就出院了。老人回到村裡，戰士們為她搭建了帳篷，送來了大米、麵粉、罐頭、衣被、藥品和幾百塊錢，又幫老人挑水、劈柴、生火、做飯、洗衣裳，使老人度過了地震之後最艱難的那段時光。在戰士們完成任務就要撤離的前一天，老人從東家西家湊呀湊的，湊了幾十個雞蛋，帶著小孫女到戰士們的駐地送行。不料，戰士們死活不肯收下她的雞蛋，情急之下，老人一把拉著小孫女，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戰士們的面前。任戰士們怎麼勸，怎麼拉，她就是不起來，說不收她的雞蛋，她就這樣跪著把戰士們送出村子。戰士們無奈，面對老人，也齊刷刷地跪下來，就這樣，被任之良他們給碰上了。

　　任之良瞭解了事情的原委，對老人說，部隊有部隊的紀律，不能隨便收群眾的東西的，勸她還是不要為難戰士們了。老人仍然不肯甘休。任之良說：「戰士們就要走了，雞蛋你先放著，我走的時候替你帶到市里，再通過組織交給戰士們，你看這樣可以嗎？」

　　老人想一想，同意了。戰士們也松了一口氣，他們給老人敬了個禮，排好隊，向村頭走去。老人流著淚，望著戰士們，直到他們漸漸遠去的影子在她的視野裡消失。

　　戰士們走了，任之良把老人送到帳篷裡，問了問老人有沒有過冬的煤，糧食夠不夠吃，生活上還有什麼困難。老人一一做了回答。任之良在老人的帳篷內外看了看，對老人說了些安慰的話，向另一家走去。

　　看了幾戶人家，情況都差不多。任之良很想去看看母親，便向徐樹軍請了一會兒假，徐樹軍說：「還是我們一塊兒去看看她老人家吧。災情發生後，你一直忙著救災的事，也很少來照管她，孤兒寡母的，真是難為她老人家了。」

　　他們一行到了任之良母親的帳篷裡，母親明顯地消瘦了，臉上的皺紋更深了。她見了兒子，滿臉堆起笑容，慌忙讓著客人坐。任之良對來人一一做了介紹，母親笑呵呵地問著好，又忙著倒茶、拿饃饃。他們坐定後，徐樹軍便向她問長問短，和她寒暄上了。母親說，村上挺照顧她的，第一批帳篷剛到，就給她搭了一頂，村上、社裡的幹部幾乎每天都往她家裡跑，現在吃穿都一應俱全，什麼也不用愁。

　　她見徐樹軍他們挺隨和的，說起話來也就無所顧忌，有什麼說什麼了。當她講到一個從外地人來災區幫忙的事，引起了徐樹軍他們的注意，都靜下來，聽她講這個外鄉人的故事。

　　她說這個人是自己帶著乾糧來到馬蓮溝的，起初大家還以為是馬蓮溝誰家的親戚呢，後來才發現，這裡並沒有他的親戚、朋友。他從大老遠的來，就是為受了災禍的人做點事的。他來以後，給母親劈柴、挑水，送孫子上學，還從廢墟中挖木頭、傢俱。

　　「你們進門的時候也看到了，」母親說，「帳篷外面放的那些個木頭，就是這人一根一根從廢墟中挖出來的，手都出血了，看著都讓人心疼。」她又指著帳篷裡的傢俱，「你們看，這些個東西，也是他挖出來的，挖出來都破得收拾不到一起了，是他一片一片地搬過來，給修好的。」她歎口氣，「這人呀，不僅心眼兒好，還是位細心人呢。」

　　「這世上還是好人多呀！」徐樹軍也感歎道。

　　「可不是嗎。」母親又說開了，「那些日子裡，總有一些外地人，到我們這兒來，幫我們做這做那，還有一些手藝人，給我們修個桌子板凳，補個鍋鍋碗碗，壘個牆碼個磚的，還來過一些鄉村大夫，自己帶著藥呀什麼的，白白給我們看病吃藥。這些個人，這麼幫我們幹活，到誰家都是吃自己帶的乾糧，不吃我們的，說我們正缺糧食呢。你們說，這都是些多好的人呀！」

　　「我們也聽說一些，」徐樹軍問，「你有沒有問過他們都是從哪兒來的，有沒有留下姓名的？」

　　「這倒沒有，」母親有點遺憾地說，「會聽口音的人說，這些人不是一個地方來的，有的還老遠老遠哩。也沒有聽誰說留下名字的，人家都不肯說。像我前面說的，幫著我幹了活的那個，我咋問，他都不說，他只說他是一個『好心人』，還說，如果有一天，他有難了，別人也會去幫他的。」

　　任之良聽到這兒，心裡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他想，人類的這種行為，被我們套上了崇高的光環，稱作一種高尚的行為。是的，從道德層面講，這確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令人不解的是，這種高尚的行為是從哪裡來的呢？一般人都會說，是教育的結果，是後天學習形成的。但我們舉一個例子，就會把這樣的觀念打個粉碎。母親說到的那些好心人，是周邊地區的農民，他們也許沒有上過一天學，也沒有人教導他們怎樣去為別人服務，他們的這種高尚行為的動機來自內心深處，這是一種刻在骨頭裡的東西，相反，有的一生都在接受「為人民服務」思想教育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損害人民的利益。這難道還不能夠說明問題嗎？

　　母親還在和徐樹軍說著話，任之良望著她，心裡一陣難過。這段時間裡，他一直惦記著母親，他知道，母親在這段時間的生活會有人照顧，事實上也是這樣，震災發生後，母親的生活沒有發生大的問題，但他同樣知道，在這種大災大難面前，母親是多麼需要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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