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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等中午回來,二師兄就有點垂頭喪氣。說,女孩子講的好多電影和好多演員都不認識,名字聽都沒聽過,感覺交流起來不順暢。我們忙著把他殘留的記憶碎片給拼出來,拼出以下作品:《飛躍瘋人院》、《女王》、《百萬英鎊》、《卡薩布蘭卡》。又找出以下殘留人物:羅伯特·德尼祿、海倫·米勒、格利高裡·派克、英格麗·褒曼。還有一個大師,我們誰都不知道的,我被派了任務,回家當科研課題去攻關,明天早上來交資料。

  我們跟二師兄說,你這樣談戀愛不行,被她牽著鼻子走,咱的生活你又不是不知道,視野就那麼窄窄一條,除了手術就是門診,除了夜班就是查房。N年不休假,沒有任何娛樂。你跟娛樂圈的人談娛樂,這叫自曝其短,要跟她談科學,談生命的奧秘,談醫生的偉大,要把她拉進你的圈裡。

  二師兄說,不行,天生英雄氣短,一個學醫的理科生還偏偏對藝術有景仰,一聽那姑娘談藝術史話,就有將她擁入懷抱的渴望。

  小蕾同學在旁邊突然插一句:「是先有將她擁入懷中的渴望,然後才對藝術景仰的吧?次序不要顛倒。」

  二師兄還辯解說,真的是對藝術很崇拜,順帶連搞藝術的人。

  大師兄壞笑著說,最後一句話最在點子上:搞藝術的人。所有的「搞」字,都是動詞上披著形容詞的外衣。明明是奔著搞而去,卻披上熱愛音樂熱愛繪畫熱愛藝術的遮羞布,熱愛什麼是虛的,熱愛的那個人才是實的。認識你十年了,第一次發現你原來是狂熱的藝術愛好者。

  二師兄很喪氣地說:「醫生這個行業把我給毀了。上大學的時候我也是個文藝青年,還讀點茨威格什麼的,也彈點吉他。怎麼十年醫生當下來,覺得自己像個木頭一樣,已經跟社會和娛樂圈完全脫節了。最近死的幾個女演員,一個都沒聽說過。」

  「你管誰死了幹嗎,那幾個本來就沒什麼名氣。你要能把活的之間的家譜弄清楚了就不錯了。首先你就研究一下李亞鵬娛樂圈的複雜圖譜吧!」

  「活的沒啥可顯擺的呀!通過這些故去的人,可以分析一下病情,談一下演藝圈的人如何防病抗災,平日裡注意點什麼,話題不就出來了嗎?」

  被我們一陣狂扁,連死人都要利用,這個人真是喪心病狂,真的可以作為醫生行業的敗類拉出去批鬥,如果誰需要反面典型,我們是贊同把二師兄拖出去的。

  下午的時候,二師兄已經在看《演員的自我修養》這本書了。

  3月16日

  今天碰到很喪氣的事。

  前一向的一個醫療糾紛今天判下來了,毫無懸念地是我們輸。現在病患已經找到竅門了,只要是患者告醫院,一告一個准,穩賺不賠的。醫生治病的同時,還得防著患者害你。如果一切順利皆大歡喜,彼此都是朋友,但凡碰到一點意外,日子很不好過。

  我很難跟所有的患者說明白,人體的構造極其複雜,這是一台無可複製的儀器,同樣的病灶同樣的瘤子甚至同樣的大小,開出來以後暴露在你面前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CT能看出來的只是表像,等你深入進去以後才發現各個瘤子千差萬別,有的瘤子天生就比較蹊蹺,長得另類,有膜的,無膜的,有血的,無血管的,有畸形的,有寄生的,有瘤套瘤的。所有的情況,都在開顱以後的一刹那才知道是簡單還是複雜。這就是為什麼每次跟病患家屬談話的時候,我們永遠只能說一個概率,最好的狀況也只有95%,沒有一個人敢拍胸脯保證百分百成功。

  進科以後的第一件任務就是寫病史,這是個極其繁瑣而乏味的工作。開刀也好,診斷也好,是自我提升和挑戰。而寫病史這件事,就好像一個原本是揮舞青龍偃月刀的英雄,手裡舉的卻是掃帚,你要認真推敲每一個字,爭取做到萬無一失。而病史這個東西是沒有範例可尋的,沒有人告訴你什麼樣的病史是完美無缺的典範,這個不像是公文,找到模式,往裡面一套,換個會議的名稱和地點就能為你所用。這個不僅是記錄病人的病情、治療方案、術後癒合的資料,也是以備未來打官司的依據。一個病史,任何大夫拿起來都有修改的餘地,總是不能盡善盡美。

  組長教導我們,寫病史看起來是最基本最沒有技術含量的事情,卻往往是醫生生涯的終結書。要想做一名成功的醫生,首先要保證自己是一名醫生,有行醫的資格。保護自己,這是醫生的首要任務。

  我最初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非常難受,感覺與當初我作為醫生在旗幟下的誓言差距太大。我的任務是治病救人,挽救生命,而現在首要任務是保護自己。

  幾年下來,我已經完全明白了組長的意思。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不能保護,如何談得上保護其他人的生命?

  這個打贏官司獲得賠償的病患,從良心上說,我們沒有一點對不起他的地方。手術極其成功,腫瘤清除得非常乾淨,原本是可以寫進教科書的典範,但術後發生了併發症,這些事情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我們能夠摘除他腦子裡的瘤,可無法保證他的心肺功能正常,無法保證他血液通暢,無法保證他消化系統不出現意外。這是我們的痛苦。我們內心的難受並不比患者家屬少。設立一套手術方案,把一個病人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手術做得很成功,痊癒可期的時候,病人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一旦撒手而去,對我們的打擊也很大。你的努力沒有得到回報,你以為的成功以失敗告終。

  而最後,我們與病患家屬對簿公堂,我們站在被告席上。

  這個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

  這個案子讓我們難受的是,原告席上的律師,以前曾是我們的親兄弟,一個戰壕的戰友。

  我進醫院的時候,他已經辭職不幹了。曾經是我們科很有前途的一個醫生,正值年富力強,因為一個案子的判定,他負有責任,醫院賠償80%,科室10%,他個人10%,大約八千塊的樣子。

  八千塊,葬送了一個頂尖的醫生。那個案子,我們誰都知道,他很無辜。你怎麼能保證你的病人不會在術後即將出院的前一天胃出血而死?

  他在兩個月沒拿到工資以後,第三個月連辭職信都不交就不告而別。他的檔案,到今天也許都在醫院人事處。

  他用了一年的時間考了律師資格,專門接醫患關係的案子,一接就贏。沒誰比他更清楚醫院的勾勾回回,沒誰比他更擅長挑出病史的疏漏。他拿他曾經學過的12年的知識,調轉槍口專門攻打他的同事。

  殘酷。

  我知道這個職業深深地傷害過他,這個醫院曾經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沒有保護他,他現在所做的,是對我們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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